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党的地位和任务都发生了并且仍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既形成了挑战和考验，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再进一步观察，纵观世界政党政治，我们发现，在自身发展和执政过程中遇到问题的不只是共产党，其实所有执政党都无一例外。出现这种状况，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向政党政治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党，必须是能够对这种时代的要求作出积极回应的党。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要求我们深化对党的执政基础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逐渐减少，而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60-70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呈中间趋大、两头趋小的走势。此外，国家和政府管理职能的增强，也促进了中间阶层力量的增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大大加强了政府指导、参与和干预经济及社会活动的职能。这使得国家机关各级职能部门大大扩展，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急剧上升。与上述变化相反，传统工人的数量则迅速减少。到今天，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人只占人口的不到5%，取而代之的是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小、形式越来越分散化的社会群体。在我国，虽然还远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中间阶层，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表明，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当然既不能简单地固守传统的观念，把所有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拒之于党外，也不能像苏共和社会民主党那样宣称自己是“全民党”了事。我们党要充分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在认真体察和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的同时，注意尊重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看待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原则，但是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探讨。
执政党的历史责任，要求党的意识形态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
执政党的任务是推动社会的发展。为此，执政党必须尽可能地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得到这种支持，政党自然要努力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但是，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在利益、愿望和要求方面也不会完全相同，有时甚至会是矛盾的。这样一来，政党就必须把这些并不完全和谐的内容整合在一起，使它们变成一套大体一致的、至少不自相矛盾的东西。体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上，就是要求它更具灵活性和包容性。
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具体说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内容上讲，党的意识形态应能够反映更多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要淡化自己的阶级性。其实，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阶级性本身就包含着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工人阶级自己。过去我们把两者对立起来，似乎强调阶级性、先进性，就不能讲群众性，一讲群众性，就是抹杀阶级性、先进性，这是十分片面的。
另一方面，从特性上讲，党的意识形态应当是辩证、灵活、务实的，而不应是僵化、保守、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不能脱离党的任务而存在，其内容应当随着实践和党的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意识形态僵硬、缺乏弹性，往往使党从思想观念上难以适应变化的形势和环境，失去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只有保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党的意识形态才具有生命力。
现代传媒技术的高度发展，要求我们有更强的吸引和引导公众的能力
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公民了解政治、表达愿望、提出要求、行使权利等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直接，更加便捷，民主的渠道大为拓宽，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西方政治学界把这种因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促进了民主的现象，叫做“媒介民主”。媒介民主作为现代社会活动的重要部分，对执政党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发达的传媒使政党扩大了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媒介民主也使民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使政党的影响力下降。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特定社会阶层对政治信息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界对信息扩散的限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取代了过去由政党来体现的某些功能。新闻媒介在促进民主参与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公民表达意见的途径多样化了。过去需要通过政党来做的许多事情，现在民众可以选择通过媒介的途径来做。就是说，公民往往可以利用新闻媒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而无需借助政党。这显然使政党的作用较之过去大为削弱。人们不再把参加政党作为获得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往往直接借助于媒体，政党的教育、宣传功能也因而受到限制甚至部分丧失。
面对这种状况，政党必须转变观念，一方面积极开辟具有自己特色的、不可取代的渠道，巩固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必须学会利用先进的传媒技术作为手段，把人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为此，必须对我们以往那套在传媒不发达情况下得心应手的利用和控制方式进行反思。
社会组织的兴起，要求我们有更加高超的协调和驾驭国家与社会的水平
社会组织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前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完善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更显突出。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必然性。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公民的利益诉求大规模增长，社会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对执政党和政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既是对执政党的挑战，也给执政党带来机遇。所谓挑战，即公众进行利益表达有了更多的渠道和途径，过去主要由政党来履行的利益表达功能，现在有一部分被社会组织和新的信息沟通渠道担负起来，政党对公众的吸引力不如从前。所谓机遇，即社会组织的发展本身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公民利益诉求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非常具体的体现，从而使执政党比较容易把握住民意，实现领导。“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利益”这些概念，因为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变得充实起来。
面对社会组织的兴起，我们党应该有自己的积极应对。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过去一度把它和国家对立起来、甚至作为执政党的对立面的认识，看到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变挑战为机遇的前提条件。其次，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首创精神，不要动辄运用公共权力，使用行政手段，去管那些本来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应当在更多的领域里拓展民主渠道，由过去“代替”型的“人民当家作主”，逐渐转变为“领导、支持”型的“人民当家作主”。再次，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遏制和消除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消极现象，保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社会组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来，因此，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弱点，也必然会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尤其像我们这种由政府主导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社会组织不是渐进地形成，而是来势迅猛，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不加以控制和引导，往往会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国外敌对势力也会想方设法利用非政府组织这种形式给我们制造麻烦。所以，执政党在引导社会组织发展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还要探索党对社会组织进行领导的实现方式。面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执政党一方面要强化自身作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的功能，另一方面，要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支持、控制，提高党的地位和作用。把社会组织作为执政党整合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世界上执政党的通行做法。我们党应积极探索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形式进行社会整合的途径。(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王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