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危机公关”问题
今年的一些热点事件还引发了专家对“危机公关”问题，尤其是公共危机公关的思考。对危机处理、危机防范、危机的信息传播、危机的舆论引导等问题，以及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应对等问题的研究和思考逐渐走向深入。有专家认为，公共事件以及由一些热点事件所引导的公共事件涉及社会广泛利益，影响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妥善处置和应对公共事件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有效主导信息发布、有效影响和引导舆论成为公共事件处置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媒体和舆论引导的效果直接影响公共事件处置的成败。今年6月，网络上出现的“郭美美事件”，引发了一场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而如何应对舆论，成为有关方面“危机公关”的关键。有专家认为，网络的兴起，已然改变了官民之间的对话模式和监督模式。“危机公关”将是公权部门的常态，要做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光明磊落，经得起围观，还是要做好本身的制度完善、信息公开的工作。
引发学者深入关注“危机公关”问题的还有“动车追尾事故”。事故发生后，一场公共信任危机迅速发酵，从事故原因，到事故救援，再到事故善后处理，都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有关部门在掌握、应对网络舆情中的不足也再次表现出来。有专家认为，中央要求“彻查事故”直指事故的实质和核心，亦切中社会公众的主要关注点。事故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是公众与事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是消弭对事故的各种恶搞、传谣的最好武器。这种互动与辟谣，也是事故调查本身树立权威公信力、凝聚各方信任期待的重要途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舆论是“不可数的无名公众的意见”，“危机公关”与媒体舆论引导密不可分。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信息传播主体多样，传播方式多变，传播内容多元，舆论因而带有许多新的特点。有专家指出，随着网络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快速普及和深入应用，如何才能正确处理网络负面舆情、应对舆论监督，已成为政府部门进行“危机公关”的必修课。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社会的稳定器，进行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邓小平同志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指出，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因此，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但现实中有的部门因部门利益抵触或阻挠舆论监督，也有一些经济利益团体干扰和阻挠舆论监督，也有一些官员因不懂得新的舆论特点而漠视舆论监督，这都不是正确应对舆论监督的做法。
有传播学专家认为，应对公共事件的信息危机，有效引导舆论，必须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正确引导”的原则，抓好四个方面：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占据舆论空间，二是密切关注舆情，有效引导舆论，三是加强媒体服务，寓管理于服务，四是注重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有专家对新闻发言人体制，也进行了一些思考，认为在网络时代，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语境、字句、情感、仪表等细节都有着超乎寻常的挑剔。尤其在这个“围观”不再很难很遥远的舆论境况下，稍有不慎，新闻发言人便会瞬间演变成“新闻当事人”，饱受舆论风暴的考验。风险大意味着责任更大，这风险其中蕴含着公众对发言人职业水准的期待，更有对信息公开透明、社会公平进步的渴求。在转型期的中国，成熟稳健的新闻发言人无疑可在沟通官民、减少对立、消除误解、营造共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文化自觉”问题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是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今年，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引发了学界对“文化自觉”问题的深入研究。
文化自觉，主要是指我们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以及对文化的地位作用、发展规律和建设使命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针对有人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文化回归”的这种理论误区，有学者进行批驳时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及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自知之明”就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认识自身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在具体的实践中，要在历史和现实中探索文化新起点。
关于“文化自觉”的主体应该是谁，学界也做了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文化自觉”重要的是全社会的自觉，是党和国家的“文化自觉”。党和国家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党和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对于“文化自觉”理念的诠释，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其属于“宏大叙事”范畴的层面，重视了学理的层面，而轻视了其实践的层面，忽视了其本身具有的提升全社会文化自觉精神的内涵。如果说，“文化自觉”命题和理念属于“大学之道”的话，那么，现阶段所要追求的目标，就不是“止于至善”的问题，而是要“明明德”、要“新民”的问题。其中，“新民”是更为重要的一步，即个人的“文化自觉”，对于文化建设尤其不可或缺。
有专家指出，在现实中，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上。或由于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因此说，政府的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若要使这一层面具有“文化自觉”必须要有切实办法。否则，文化在这个层面必然化为几场大轰大嗡、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或者流于某个空洞的口号。因为，当前文化的遭遇，往往是要么依附于政绩，要么与经济开发挂钩，化为GDP。文化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任何事物只有顺从其本质与规律去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违反其规律与本质就是反科学——在文化上就是反文化的，当然这就更说不到“文化自觉”了。(陈士平 陆 岩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