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011年一系列引起广泛关注的道德事件，中国社会“道德重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除了呼唤良知，还需要什么？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卓泽渊。他认为，应该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为道德保驾护航。以下是他的谈话：
我们走出道德困境靠什么？靠发扬什么精神，以及美好的召唤，会有一定效用，但是它的有效性不足或者相当有限的。今天，我们面临道德困境的问题出在道德的自身属性上，要对症下药。
道德本身是模糊的，缺乏明确肯定的属性；道德还是多元的，不同人也许有不同的道德认识。同时，道德还缺乏外在强制性，最终要通过良知发挥作用，强调自律自觉。所以一旦出现道德问题，完全靠道德是难以解决的。
真正能保卫道德的是法律。因为法律是明确的，有章可循，有据可考。法律是唯一的，同时法律还是外在强制的。所以说，法律和道德是相映成趣的、相辅相成的。
道德底线以上的是张扬、是鼓励，法律不必介入。如果一定要介入，也就是如何予以褒扬的问题。道德底线以下的，则必须法律介入。法律如果能把严重不道德的行为打击了，也就保卫了道德底线。所以说，道德的疾病需要法律的药方来治理。事实上，一些非道德行为本身就是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如严重的不守信用，是道德问题，也是欺骗、诈骗、违约的违法或者犯罪。
道德张扬的是高尚、是美德、是崇高，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对有些行为，用道德来惩治，就是用高尚来治理卑劣，那是治理不了的，一定要用法律来治理卑劣。所以说，道德和法律应该各归其位。道德张扬崇高，法律惩治邪恶；道德是一种高尚的善良引导，法律是一种世俗化的惩恶工具。
法律在价值追求上，从来都不保护坏人。只要不是专制的法律、邪恶的法律，在立法者的主观上一定是保护善良，并追求美德的。
但我们还需要警惕执法上的偏颇。有的执法者没有把法律的道德目标体现在执法实践中，这就是法律实施上的悲哀。现在司法审判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司法裁判越来越具有社会公共政策的意味。这就给司法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有道德价值判断能力。法律要通过惩治邪恶来彰显高尚，并始终为道德服务。
法律的作用就是裁判是非，从逻辑上讲，没有法律裁判不了的是非。假定“无解也是解”——裁决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都是解，法律是“无所不能”的。如在彭宇案中，法官完全可以分两段来裁决：第一段是“救”，对救援本身进行道德上的肯定和弘扬；第二段是“撞”，依据客观证据来判定“撞没撞”，绝不能用“如果没撞、为什么要去救”这种低俗的道德推论，那样只会让道德限于困境之中。
崇高者也许并不祈求得到等额的回报，也不能用等额的回报来引导。但崇高者需要法律保护，因为善良是美好的，也是娇弱的、脆弱的。如果整个社会都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人，那么就不会有小悦悦事件中的冷漠者。
立法还需要准确地表达我们的道德追求，要在法律的字里行间，清楚表达道德追求，体现作为人，作为特定时代普遍的核心价值观。要贯穿在立法的制度设置、程序设计等方面。在规则制定和程序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明确其道德的价值目标。(记者 李柯勇 侯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