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焦虑”归根结底还是公信力问题,包括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公益组织的公信力、知名企业的诚信等。而这种公信力和诚信应该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枝繁叶茂的。它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取决于每一次的应对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应付,是直面问题还是避实就虚,是公开真相还是粉饰太平,是汲取教训还是不思改进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相关抽查结果显示,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产品黄曲霉素M1超标140%,而黄曲霉素M1为已知的致癌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不少人又开始为国产牛奶的质量安全问题而纠结了。
实际上,类似的纠结和焦虑在即将过去的2011年里还有不少——为牛奶标准是否被大企业“绑架”而焦虑;为阴霾不散、PM2.5却迟迟不纳入正式的空气质量考核指标而焦虑;为“红十字会”收的捐款是否有被用去给“郭美美们”买包、买车而焦虑;为火车追尾、地铁故障而焦虑;为该不该扶起路边摔倒的老人而焦虑……“标准焦虑”、“公益焦虑”、“污染焦虑”、“安全焦虑”等等,前几日新华社刊发文章,将这些归纳为一种社会心态——“公共焦虑”。
“公共焦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问题?如何消解这份日渐沉重的“公共焦虑”?
“公共焦虑”是对真相的焦虑、真话的焦虑、真实数字的焦虑。比如“公益焦虑”,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究竟有怎样的关系、那些被炫的名包、豪车是不是来自合法收入,这些是公众想知道的,也是“红十字会”应该给出交代的,否则,人们不会情愿、安心地捐出哪怕一分钱。比如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屡屡有某样或某类食物被检出含有毒有害物质,总有相关专家出来告诉我们“摄入少量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可这种表态究竟是依据科学研究,还是纯属稳定消费者情绪,公众将信将疑。纵观这一年,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调查结论和回应,有时并没有平息公众质疑,反而因“临时工”、“天气原因”等理由而引发人们对真相、真话、真数字的焦虑。这值得深思。
“公共焦虑”是对权利的焦虑。食品安全、空气质量、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等,牵涉每一个人的利益。比如,对食品标准、空气质量的焦虑是对健康权的焦虑,对房产证“加名税”、“月饼税”的税负焦虑是对财产权的焦虑,对“萝卜招聘”等违规招聘的焦虑是对平等就业权的焦虑……方方面面的公共焦虑连接着公众方方面面的具体权利。
“公共焦虑”更是对某些制度不尽完善的焦虑。对食品标准的焦虑实际上是对标准制定程序是否科学,参与制定人员是否能够代表消费者利益,建议是否专业的焦虑;对扶不扶跌倒老人的焦虑是对相关司法制度和审判能否保证“好人有好报”的焦虑;对爱心捐助究竟流向何方、惠及了谁的焦虑是对相关慈善机构账目不尽公开透明、公众无法有效监督的焦虑。
因为这种焦虑,很多人在真和假、是与非之间,困惑并纠结着。而那些牵涉其中的政府部门、企业、组织也越来越多地为应对舆情而忙碌。
“公共焦虑”归根结底还是公信力问题,包括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公益组织的公信力、知名企业的诚信等。而这种公信力和诚信应该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枝繁叶茂的。它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取决于每一次的应对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应付,是直面问题还是避实就虚,是公开真相还是粉饰太平,是汲取教训还是不思改进。
舒缓“公共焦虑”,提升相关部门、机构和人员的公信力,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公开、透明的制度力量,让公众尽早知情,尽可能多地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搭建更多更广的平台实现公众监督,别再让暗箱操作、潜规则之类加重“公共焦虑”。
2012年,但愿我们能多些公信,少些焦虑。(评论员 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