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入罪”考验的不仅是老板

　　每到年终岁尾，农民工讨薪问题就会成为的社会焦点。今年亦不例外。日前，人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最重要的是加强立法，尽快制定、出台《工资支付保障条例》。同时，加大执法和惩处力度，尽快出台“欠薪入罪”的具体解释和操作办法。

　　自从今年2月《刑法(修正案)》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公众一片喝彩，农民工也充满期待。应该说，这种期待有着颇为充足的理由。众所周知，自从“酒驾入刑”以来，酒后开车的人大为减少，刑法的威慑性得到了极大发挥。若是顺着这一逻辑，“恶意欠薪”同样应该得以根治才对。

　　但事实显然没有如此简单。不时见诸报端的欠薪新闻提醒我们，及时立法不易，有效执法更难。与各地频频查处酒后驾驶、以及高调传播的“高晓松案”相比，“欠薪入罪”以来，只有广东一位老板以“恶意欠薪罪”被究刑责。其中的原因，恐怕绝不仅仅是欠薪的老板太少。

　　正如有人指出的，目前的“恶意欠薪罪”仍然失之笼统。根据刑法修正案，只有恶意欠薪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构成恶意欠薪罪。那么，什么是“情节恶劣”？具体判定标准是什么，是数额还是人数？如果类似的标准明确，那么打“擦边球”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尤其是面对力量悬殊的劳资双方而言，相较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老板更容易找出各种借口、甚至疏通各种关系逃避罪责。

　　因此，正如人保部有关负责人所言，要尽快出台“欠薪入罪”具体解释和操作办法。然而，在此之前有关部门是否就毫无办法呢？既然广东可以对恶意欠薪究责，其他地方为何不可呢？

　　“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是天然的弱势群体，靠他们自己维权难上加难，政府必须站出来，义无反顾地为他们撑腰。”一位公益律师的话道出了问题本质。事实上，“欠薪入罪”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发挥刑法的威慑力，更在于强化了国家责任。就此而言，关于当前的欠薪问题，从根本上还是要考虑如何通过国家力量，平衡劳资双方的权益问题。就此而言，对那些真正的恶意欠薪，不仅要追求老板的刑责，同时也要对执法不力的人员问责；对那些因为客观原因不能支付工资的用人单位，则可以发挥工会等部门的作用，同时不断健全工资支付保障体系。只有秉着同一宗旨，多管齐下，欠薪问题才不会年年成为顽疾。（马望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