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软温暖的棉被两大包，美观御寒的冬靴一整箱，2011年12月27日，用暖流滚滚来形容“衣加衣”设在甘肃兰州《西部商报》的捐助点再准确不过。随着腾讯网新闻中心2011年11月初发起的“过新年，穿新衣——衣加衣”计划的推进，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用一个个邮包温暖着甘肃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心。
“2011年，对于中国的公益界而言实在太值得记忆：一方面，因为丑闻频发，中国各种官办慈善基金会的声誉跌入历史谷底；另一方面，由公众自发的公益慈善行为却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为中国公益界挽回了脸面。”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在《2011中国民间公益元年》一文中写道。
“免费午餐”、“大爱清尘”、“衣加衣”、“给孩子加个菜”……这些民间公益活动都有个温情的名字，这种自下而上的公益慈善模式被称为“微公益”，在2011年里，受到了亿万网民的热情追捧。
随着人们参与热情的日益高涨，募集款物的日益增多，“微公益”将走向何方？其透明公开的“保鲜期”能持续多久？民间公益项目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亟待提上日程。
透明开放让“微公益”获认可
与官办机构相比，公开透明的特点让民间公益组织更具公信力。在2011年发生郭美美、卢美美、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等一系列慈善负面事件之后，官办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公众开始将空前喷薄的热情和信任投向民间公益。
“微公益”的“微”既指以微博作为发起平台，又指力量之微、发起者地位之微。“微公益”门槛低、传播快、互动性强，网络平台成为人财物的聚集地。网络与生俱来的公开、透明等因素，为微公益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微公益”多由某些对公益事业抱有极大热情和爱心的“意见领袖”发起，其中有些是社会名流，靠着名人效应和私德扩大影响，有些则是无名草根，靠活动组织过程中的透明赢得公众信任。
无论何人发起、无论资助哪些群体，“微公益”的一项共同之处就是信息透明，而这正是目前官方慈善组织最为人诟病的，甚至是中国慈善事业整体缺乏的。微博是成就“微公益”的主要媒介，“微公益”常常以微博为平台，及时发布善款筹集进度和善款使用过程、效果等重要信息，在众人的“围观”与监督之下从事工作，让官方慈善所避谈的善款使用“玻璃口袋”得以实现。
迄今为止运作得较为成功的“免费午餐”计划在对受助学校善款使用的监管上，主张学校开微博，将每天的菜单、花销等数据连带照片、视频公布到网上，接受捐赠人和网友的监督。记者发现，在“免费午餐”官方微博主页上，目前公布有约20个受助学校的微博链接。
除了网络，为了实现多方位的监督，“免费午餐”团队会随时对受助学校进行探访、抽查，并要求学校在每个学期结束后提供相关报表。
项目挂靠能否规避风险
由于身份还处于灰色地带，能否拥有面向公众募捐的资格，对于众多“微公益”来说非常重要。依据我国相关法规，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是可以面向大众募捐的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则不能公开募款。
我国法律并未对民间举办公募基金会有明文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关部门采取“总量控制”的方式，设置了看不见的“玻璃门”。借助网络兴起的“微公益”难免会撞上这堵“玻璃门”。严格来说，腾讯网成立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不能面对公众募款，但是，“衣加衣”行动显然属于公募行为。以非公募身份向公众募款，难以绕开政策设计的瓶颈，存在着法律与道德的双重风险。
“免费午餐”计划发起人邓飞从一开始就有为“免费午餐”计划单独成立专项基金的想法，但因为不能解决面向公众募捐的问题，所以一直迟迟未启动网络义卖“免费午餐”。
直到2011年4月2日，邓飞的第一个“免费午餐”项目在贵州沙坝小学顺利启动的当天晚上，“免费午餐”募捐平台正式挂靠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旗下的“多背一公斤公益基金”名下，这才解决了网络公募资质的问题。
当时，另外一名发起“免费午餐”计划的梁树新，在淘宝网“蛋生万物”义卖店上为“虚拟爱心午餐”公布的账户是属于一家名叫“麦田计划”的非公募基金会。
梁树新说，缺少合法身份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2011年3月，“贵州山区午餐计划”启动，梁树新想依靠网络募款，为贵州黔西县建中乡红板小学205名吃不起午饭的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网友可以到他的淘宝网公益店铺“蛋生万物”义卖店，按每份5元的价格购买虚拟午餐。
“最开始是纯个人的行动，我没有独立的公募账号，于是把公益店铺的收款账号和自己的银行卡绑定。后来有网友质疑，钱进了个人账户，凭什么相信我把善款转到了受助人手里？”梁树新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公开信息，及时披露善款使用情况。
梁树新坦言，即便网友不发出质疑，他也“做梦都担心”，“我经常梦到这么大笔钱突然消失，吓出一身冷汗；还成天害怕，如果网店被黑客攻击怎么办，损失谁来承担？”
淘宝网上曾经冒出一个山寨店，除了账号不同，其他全部克隆“蛋生万物”义卖店。经查，这是一个20多岁的福建青年借机敛财。“幸而网友及时发现，只给骗走了1000多元。”梁树新不免后怕，“网络募捐门槛低，想山寨很容易，而且没有任何规范或惩罚措施。”
2011年4月，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动找到梁树新，把“贵州山区午餐计划”收归名下，并成立了专项基金“微基金”，使项目有了合法公募资格。将淘宝账号与“微基金”官方账号绑定之后，梁树新对于“非法集资”的忧虑才算终结。
“从2010年末到2011年春，这段时间对尘肺病人的救援具有公民自发的特点，但存在问题。首先，在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其次，操作上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在甘肃古浪的时候，我们给每个病人开账户，钱打过去会不会出现问题？这引起过很大的争议。在乐山，我们先是给尘肺病人代表开账户，结果这个代表认为是给他的钱，其他病人就揍了他。后来，以志愿者的名义开了一个支付宝，结果又把这个志愿者放在了风口浪尖上……这些，都让善款的可控性较差。”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说，项目化、制度化、专业化成为对尘肺病人救助行动的必然走向。
事实上，除了邓飞的“免费午餐”挂靠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名下外，目前运作良好的“微公益”都选择了挂靠公募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获得合法身份，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挂靠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资深媒体人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则是在民间组织活跃、政府管制相对宽松的深圳市成立专门的基金会……
运营成本激增的“危险信号”
由于网络是接受捐赠的主要渠道，相比传统公益机构接受的捐助大多为现金或物资，“微公益”接受的捐赠在形式上丰富得多，比如，“免费午餐计划”近期就收到一些现金、实物外的捐赠，有人提出捐出写字楼的使用权，给“免费午餐”做办公室；有人提出捐出酒店几个夜晚的住宿，供“免费午餐”团队开展工作时入住……
2011年12月14日，邓飞在微博上表示，设想用其朋友捐赠给“免费午餐”的4辆越野车，进行公车公用的实验，将每次因公离库、回库以及里程、油费进行公示，这引起了一名网友的担忧：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固定资产意味着运营成本的激增。他通过微博先后向邓飞发出两封公开信，对“免费午餐”的运作提出“项目运营成本应单独募捐”“公开票选设立拨款委员会”“明晰组织边界与功能”等建议，并警示“‘免费午餐’项目承担不起名誉上的失败”。他建议，运营成本应该另想办法，可以通过私人朋友或企业专款定额赞助，别与善款混在一起。
邓飞对媒体坦言，“免费午餐”发展到现在，不足之处在于是志愿者组织的，没有足够的专职人员和全职人员。“公益做到最后，需要精细化、正规化，这一块确实做得不够好。8个多月的时间、精力，主要都是在找学校、开餐、监督学校，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贪污浪费。”
如今，越来越多的“微公益”组织者意识到，单纯利用网络，缺乏机构的规范管理，活动将难以持续。人们针对“微公益”的一些质疑，亦与其专业化不足的现状有关。
“微公益”的生命力在于公开、透明、自发，政府应该为“微公益”建立规范机制和游戏规则，引导其走上正规化发展的道路。作为新的公益形态，“微公益”组织也应当主动从传统的公益机构中寻找规范的经验与教训，采取透明化、专业化操作。
部分“微公益”的发起者也认为，依靠个人单打独斗、募捐、找志愿者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操作方法，只能作为民间公益的第一阶段。当慈善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后，一定要确定一种机制，将公益项目制度化，这样项目才能具有持续性，即使最初的发起者和管理者退出，慈善项目也能继续运作。相对于目前的自发式与分散式，“微公益”更需要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记者 王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