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大兴安岭南麓山区：植树造林抗风治沙

　　民间有句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风沙对于农业的危害：“泰来是个大沙包，风一刮沙就蹽，春种三茬地，难得半成苗”

　　提起东北，很多人会想到肥沃的黑土地、中国北方的大粮仓，但这并非这片大地的全貌。在涵盖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的大兴安岭南麓山区，长年受风沙之害，土地多沙化，生态环境恶劣，是中国主要的干旱区之一。

　　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泰来县是其典型样本之一。泰来地处三省区交界处、科尔沁沙漠延伸地区，县域内有6条大沙带，总长276公里，沙漠化地表形态374万亩，占总幅员面积的63%，是黑龙江省荒漠化严重、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民间有言：“满天飞黄沙、一宿地搬家。”

　　为了让“风起沙飞扬，种啥啥不长”的不毛沙地成为良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便开始了一场与风沙的战斗，直到今日，仍在继续。

　　“泰来是个大沙包”

　　“每年开春刚播完种，大风一来就把种子吹出来了，那就得重新再播。一尺多高的苗，一天时间就能全埋了，沙子来得比车运还快。”多位泰来县受访老农回忆上世纪种植玉米时的艰辛，依然感叹连连。民间有句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风沙对于农业的危害：“泰来是个大沙包，风一刮沙就蹽，春种三茬地，难得半成苗。”

　　不仅如此，流沙阻塞道路、毁坏农田、淤积水利设施、侵吞草原的现象时有发生。泰来县江桥蒙古族镇艾伦村原支书宋国锋告诉春节期间来访的《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风沙肆虐的年代，几米之远相互看不清模样，出门要戴风镜，村里每年都要有五六十亩耕地被流沙侵蚀。

　　宋国锋清晰地记得，1973年，他所在的村子开始种树，指标是每年200亩左右，在那个吃大锅饭的时代，种树者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成活率很低，用这位老人的话说就是：年年种，年年死。第一次与风沙的战斗就这样败下阵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泰来县在江桥镇建立林场，集中人力、财力植树造林，出工村民记入工分，但是，农民热情依然不高，往往出工不出力，尤其是后期管理、维护缺乏长效机制，大量树苗“幼年夭折”，第二轮冲击再度折戟而归。

　　风沙继续蹂躏着这片嫩江边上的土地，农业长期裹足不前，“一亩棒子(玉米)常常就300来斤产量，遇到大旱年甚至没有收成。”宋国锋说，在人均耕地超过10亩的泰来县，有时候因为粮食不够，还要吃返销粮，有的年头几次都种不上地，甚至有些老百姓都退地不种了。

　　风沙已成为泰来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治沙迫在眉睫。

　　1992年，泰来县被列为全国20个防沙治沙重点县之一，相关财政扶持力度加大。当地政府积极探索创新了高效庄园治沙、生态屏障治沙、林水结合治沙、封山育林水土保持治沙、林果业生态治沙五种成功模式，并先后出台各类办法推动治沙工作：将宜林荒山定价或零价发包，承包期延长到50年，并允许继承和转让；个人承包沙地造林的，明确林权，可以继承或转让；原有集体林地进一步完善承包责任制，适当延长承包期；宜林荒山造林500亩以上、保存率超过90%的，由县政府命名为“家庭林场”，并给予物质奖励。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在退耕还林等一系列政策引导下，治沙进度加快，泰来在与风沙的战斗中，逐渐扭转颓势，从2001年开始实行八年治沙规划，截至2009年末，全县完成造林工程36.5万亩，全县有林面积达75.8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01年的9%提高到13.8%，近80万亩沙地得到有效治理。2010年，进一步提高标准，完成了2万亩的造林规划，初步遏制了风沙的进攻气势，部分地区甚至占据了主动，江桥镇就是治沙模范之一。

　　治沙模范

　　回忆起当年热火朝天的植树场面，宋国锋依然颇有感触，他说，在这片十年九春旱的土地上，植树格外不易。“挖地几十厘米看不见湿土，浇底水要灌满一坑水，水沉下，才能栽，再填土，重新浇水。”他说，“栽完了长时间不下雨，还得补水，一年常常补好几次。”

　　遇到地势较高的沙丘，抽不出水，而水车容易陷进去，派不上用场，他们就先用水泵在地势低的耕地上把水抽出来，再通过喷灌管送上去。

　　当然，植树只是第一步，后期管护同样重要，这是保证树木成活率的重要一环，业内素有“三分造七分管”之说，之前两次造林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管护工作不到位。为此，2001年，镇上专门成立了专业的护林队伍，2003年，又对管护机制进行改革，实行有偿委托管护，林业站与有林单位或农户签订委托管护合同，收取一定管护费，护林员则按分管片区承担管护任务。

　　2001年之后，江桥治沙造林大踏步前进，到目前，林地面积超过了12万亩，全镇森林覆盖率接近33%，位列全县之首，相比2000年之前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造林的平均成活率达85%以上。

　　对此，江桥镇林业站负责人赵秀文告诉本刊记者，江桥能成为治沙主力军背后源于一系列强力措施，为了落实治沙工作，镇政府实行任务分包到人的政策，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屯，签订责任状，作为工作考核的依据之一，“干好了有奖，有机会得到提拔，干不好挨罚。”

　　压力之下，镇、村干部走村入户，积极宣传治沙政策，分析利害得失。宣传工作先行，还需后续鼓励政策。当了24年村干部的宋国锋认为，近些年，群众治沙积极性高，效果显著，主要还是大家从中“尝到了甜头”。

　　按照退耕还林政策，种植树木一亩(每亩80棵到140棵)，栽种者可获得苗补50元，粮食补贴140元，生活补助20元。而且，从长远观察，水土得到保持，有效地抵御了自然灾害，提高了粮食产量，玉米亩产已达上千斤。

　　更为重要的是，大面积造林后，林下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村民孙喜荣就因此一举脱贫致富。本刊记者见到她时，这位腼腆的中年妇女正在养鸡场拾鸡蛋，孙喜荣说，从2009年开始，她在林地里养了3000只小笨鸡，后者以林中虫类为食，辅以部分玉米，成本低，收益高，一年纯收入7万多元，另外，1000只蛋鸡每年也能有3万元进账。

　　尤其让她高兴的是，2011年，通过招商引资，一家温州的大型屠宰场进驻江桥，她不再需要自己出外联系销售，屠宰场直接收购。

　　战斗远未结束

　　相比“模范”的江桥的治沙成就，泰来县部分乡镇还存在一定差距，有待进一步提高植树造林力度，增强抵御风沙的能力。

　　受访干部介绍，目前，造林任务的落实与造林地块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包括江桥在内的多个乡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沙化耕地而无造林地块的问题。经过21世纪前十年大规模造林行动后，有些乡镇的荒山荒坡和机动地、预留地已规划造林，就连废弃地和沙化草原也所剩无几，可造林地块只剩下土地二轮承包时承包给农户的沙化耕地，但农民并不愿在自己的耕地上种树。

　　赵秀文介绍，目前，江桥可造林地几乎都是沿江沙地，地势极其恶劣，树种选择受到很大限制，造林成本增加，难度加大，国家投入少，群众投入不起或不愿投入，需要相关政策扶持。

　　因此，多位受访者建议，要增加农民从林业中的收入，调动其治沙的积极性，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除短期见效的林地养殖业外，还可发展具有中长期效益的林间中草药、食用菌、经济林等。

　　而且，受访干部、群众反映，植树造林只是抗风治沙的第一步，要从容应对严重的风沙干旱灾害，需要建设强大而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

　　泰来县扶贫办副主任陈树德向本刊记者介绍，在2002年实施整村推进之前，贫困村平均每村有抗旱井不足50眼，70%以上行政村没有大型农机具，加之排灌等其他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基本上靠天吃饭。

　　正因如此，当地返贫问题突出，陈树德表示，目前已初步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于生产生活条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抵御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一遇重大自然灾害，不少人又会饱而复饥，暖而复寒。当地扶贫办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泰来县返贫人口达到24000，占当年全部贫困人口的近六分之一。

　　随着扶贫投入的逐渐加大，与上世纪相比，目前，抗旱井等基础设施已经大幅增加，但仍难以完全满足农业需要，干旱严重年份，部分老井由于当时打井深度有限，已经难以抽上水。

　　从受访农民要求看，要满足灌溉现状，基本要一家一眼井，但实际上抗旱井数量难以达到目标，本刊记者实地调研的四个乡镇，除江桥外，当地三分之一以上耕地缺乏较好的灌溉条件。

　　胜利蒙古族乡二龙村村民司贵友种了100多亩地，这位种粮大户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担心灌溉不及时，他只有不到一半的地种植了玉米，其他耕地种的是抗旱性相对较强的花生、绿豆等。

　　惠农政策对于农业补贴日益加大，但灌溉、化肥、农药等种地成本也在上升，尤其干旱区，一年玉米要灌溉多次；据受访农民估算，目前玉米一亩地纯收入也就200多元。因此，农民种粮积极性并不高，700余户的二龙村，有至少80户家庭把承包地转包给他人，自己外出务工。

　　陈树德介绍，目前财政扶贫资金有限，上百万元的大项目几乎没有。2011年，用于最后一批10个贫困村整村推进的资金仅仅470余万元，分摊到每个村就40多万元。

　　“这40多万元是什么概念？1公里水泥路就要35万元，打一眼抗旱井要1万多元，也就打40来眼。”他自问自答。

　　陈树德表示，要抓住连片地区扶贫战略的机遇，多方筹措资金，进一步增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引水工程、泵站建设、农田抗旱井项目，保障农民粮食产量，从而增强农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在他看来，还应集中财力，实施一些大的项目，尤其要发展培育农业特色产业，对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有基础作用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种子、种苗工程和产业化经营关键环节的中小型企业给予政策和项目支持，将特色产业发展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农民增收能力。 (李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