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利益关系失衡导致困境 (2)

　　【关键词】改革共识

　　改革需要共识，而围绕改革的最大共识，就是“必须改革”。该判断来源于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带来的好处，也来自历史和国际上的深刻教训。当前，对“必须”的认识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危机”，所以“必须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现在谈“必须改革”与1978年时的语境完全不同，“必须改革”是中国继续强劲发展的内在逻辑。

　　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改什么？怎样改？这同样需要达成共识。

　　迟福林 在改革过程中寻找共识

　　【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形成共识，越是不改革，就越是没有共识；只有兼顾多数人的利益时，才有可能形成改革共识。】

　　面对既得利益关系失衡，达成改革共识是不易的。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形成共识，越是不改革，就越是没有共识，只有兼顾多数人的利益时，才有可能形成改革共识。如果改革打破不了利益格局，改革就没有共识。

　　改革共识关键看改革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还是符合少数人的利益。

　　第一，改革共识的缺失是现实。为什么是现实？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有些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做，有些领域的改革在操作中走形。

　　第二，要在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中寻找共识，为了改革共识而去寻找改革共识是做不到的。现在民众关心的，不是改革的口号，而是改革的行动，尤其是收入分配改革、公共品供给，到底是维护了哪些人的利益。

　　第三，改革不可能是全民共识，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前提下的最基本的共识。

　　对此，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取代由部门和行业“自己改自己”的机制，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注重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推动改革。

　　袁绪程 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要公开讨论

　　【制定中国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有公开的讨论和论证的过程，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现在普遍认为，由于改革的裹足不前或不到位，缺乏改革的路线图，这就是缺乏改革共识的直接表现。

　　其实，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要想提高改革共识，就需要在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上提高共识度，但前提是，基本的共识，基本的价值认识，基本的理性精神必须遵守，比如尊重法治，在法治的基础上来探讨问题。

　　因此，制定中国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有一个公开的讨论和论证的过程。由于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和对改革认知的不同，大家对改革目标存在分歧，只有通过公开透明的讨论和交锋，才能消除歧见，求大同存小异，从而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增加改革共识的机制和环境，有三个前提，一是要有公开的讨论，二是要提高思维方式，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三是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受到尊重。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达成全民共识，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重塑共识，首先是决策层的共识，然后是整个社会精英的共识，最后是社会共识。

　　郑永年 改革共识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

　　【共识的价值就在于执行，如果没有执行，共识也就没有意义。】

　　不同的利益体，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诉求，想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达成共识也是很难的。纯粹的社会共识，古今中外都没产生过。

　　当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识？确实是，但也引起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当年《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为何影响那么大，原因就是对争论的回应，增加了社会共识。

　　作为执政者，是社会的领导者，要根据社会现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对改革者来说，不能不尊重社会的声音，既不能脱离社会，当人们的“大老爷”；也不能盲从社会，当人们的“小尾巴”。

　　这些年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共识，而是共识很多时候停留在理念阶段，执行中流于口号。比如经济结构转型。可以说，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共识，很多阶层都需要借此改善自己的生活。

　　问题是这种共识缺乏细化，也就缺乏可操作性。而共识的价值就在于执行，如果没有执行，共识也就没有意义。

　　党国英 改革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稳定

　　【没有自由，没有产权改革，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谈。】

　　要说改革的共识，第一个共识就是，改革要“真改”。

　　第二个共识，可能有些人反对，但我要强调，那就是改革要渐进地改。

　　第三个共识，改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解决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稳定的问题、平等的问题。自由、平等、民主、稳定，都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学术界不爱讲“稳定”这个词。大家都非常喜欢罗尔斯，他讲了自由、平等、民主，但他也讲了稳定，但是，我们不爱说。不稳定，冒冒失失地做些事情，社会不稳对老百姓是有坏处的。

　　这四个问题，要分个层次，焦点是自由，而解决自由问题的焦点是产权改革，后面的平等、民主、稳定，它主要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而自由是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自由，没有产权改革，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谈。有了这个共识，改革的操作者要下决心搞好产权改革，在此基础上考虑平等、稳定、民主的问题，后三个是公共领域的分权问题。改革在逻辑上要有先后次序。

　　我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产阶级没形成，怕在激进改革条件下演化出暴民政治；第二个，要高度重视民族认同。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改革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有风险，也会是可控的小范围。

　　政府转型的共识也要达成。不该政府有的权，政府不能要，该分给社会的分给社会，该分给下级政府的分给下级政府。

　　民富一定要优于国富，这同样应该是共识。民不富，国怎么富？还是要藏富于民。一定要让百姓衣食无忧，才可能创新。国在什么地方？“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在收税，在向民间采购。例如，私营企业造了尖端武器，国家可以采购。没有民富，你收什么税，你采购什么？

　　周超 高度重视顶层设计

　　【以公平正义为导向，大力改善民生福祉，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既应该是理念，更应该是共识。】

　　以法治为基础，构建法治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以法治为基础，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角色和功能定位，围绕“规范政府权力、壮大社会力量、回归市场本位”，逐步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既分化又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以公平正义为导向，大力改善民生福祉，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既应该是理念，更应该是共识。比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改革财政预决算制度建立保障性住房、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教育、养老、失业救助、抚恤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还有一个共识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构建多元共有共治的社会体系。

　　在这里，第一个层面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消除隔离性和排斥性的户籍制度产生的外来人员与当地居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诱因，构建合理共享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的制度体系。

　　第二个层面，是当政府推出某些具体的社会活动和具体公共事务空间之后，由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和社会组织进入社会空间，即政府向公民和社会分权。

　　第三个层面是培育公民社会。当政府逐步退出社会空间和具体公共事务后，政府必须引导、扶持和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即培育公民意识、培育社会组织和培育公众参与。

　　还有就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改革动力

　　在改革初期，来自民众的极大热情掀起了改革的浪潮；之后，政府主导了改革的进程，改革也因此成为国家行为。而今，改革在事实上出现了胶着状态，那么，改革的动力弱化了吗？新阶段改革的动力又在哪里？

　　迟福林 建议成立中央“改革协调小组”

　　【没有具体的措施，就很难让公众看到希望；而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自然不会有动力。】

　　当公众看到改革能带来利益的时候，改革自然就有了动力。如果改革仅仅停留于口号，没有具体的措施，就很难让公众看到希望；而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自然不会有动力。

　　所以，顶层设计的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但是，应当看到，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来具体落实。

　　第一，建议建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牵头的改革协调小组，统筹决策，协调重大改革。

　　第二，建议在中央改革协调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设立精干的改革协调机构，以加强改革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第三，建议在改革协调机构设置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组建完整的专家咨询网络体系，为改革决策提供独立、客观、专业的政策建议。

　　袁绪程 倒逼机制帮助寻找改革动力

　　【改革是充满风险的，但若与不改革相比，不改革的风险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

　　改革的动力成因很多，并不是很清晰。那么，动力来自哪里呢？

　　一是来自利益追求。这个利益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公共利益，通过改革带来新的利益，一旦绝大多数人有利益，改革自然就有动力了。如果只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自然进行不下去。如果有的人利益受损，就要想办法弥补。

　　二是来自理想主义。比如执政者出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的考虑。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理想主义带来的长期利益实际上大于短期利益之和。

　　因此，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现实中的改革往往是倒逼出来的。而倒逼出来的总是有副作用的。

　　最有利的做法是主动改革，由政府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基调就是将短期的改良策略和长效的体制改革策略结合起来，在治本的基础上治标，在治标的过程中推进治本。在矛盾没有激化之前事先改革消除隐患，在问题爆发之后，因势利导，顺势推动改革。

　　当然，改革是充满风险的，但若与不改革相比，不改革的风险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像人民日报评论所说，“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郑永年 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引导社会动力

　　【社会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承上启下，不推行社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无法保障，并且还会损伤到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动力还是很多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改革的动力。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讨论的“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认可不认可，作为地方这种改革的动力不能忽视。但是，这种动力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太大了。比如，以前深圳曾计划推行人大代表工作室，结果不知什么原因就无法做下去了。

　　改革就是两点，一个是往哪走，就是方向问题；一个是怎么走，就是行动问题。现在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行动上就要服从这个方向。现实却是，有一些行为是违背这个方向的。比如说，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要抓大放小；要调控这种经济格局，那么就要由银行体系的改革，来服务于民营经济。

　　之前提出的“小康社会”、“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方向都是好的，关键是怎么走，而这决定了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以前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引导社会动力，现在则需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引导社会动力。

　　因为社会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承上启下，不推行社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无法保障，并且还会损伤到市场经济，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就是征兆。

　　党国英 进一步解放思想是最大的动力

　　【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没有听证会，至少要有对话。】

　　动力就个词本身不好定，最好说是启动。如今，真该认真想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了。

　　比如，过去，对土地，要靠武力夺回来；现在，有的地方政府下一个通知就征用了。显然，这是很不合适的，这就需要从“革命”的观念，转向“共和”的观念。

　　另外要注意利益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要保持，在市场调节的过程中，权力要做微调，凡是妨碍自由的，都要清理；凡是推动自由的，都要支持。

　　改革的另一个动力，或者说突破，就是产权改革。

　　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那就是要统盘考虑，恢复“改革委”，解决反垄断、放权、土地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政策再做微调。这其实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就是农地改革。人家愿意通过市场的手段交易农地，只要符合规划，就都应该可以。

　　在这个时候，公众、媒体的作用就会非常大，他们能做什么？那就是推动和政府之间的对话。我有时候在媒体上写写文章，有时候参加一些部委的会，感觉咱们的对话很不够。像各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会议，但人家会有很多听证会。咱们没有听证会，至少要有对话。在这方面，必须要解放思想。

　　至于对话的设计，比如恢复改革委员会，设立咨询机构，深入民间。总之一句话，一定要交流。社会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政府首先要放下身段，要深入民间，要交流，不能走马观花。

　　周超 正视现实问题就有改革动力

　　【社会建设应着力构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既分化和又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发现了存在的问题，才会有改革的动力。

　　还以广东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任务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早发多发；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结构不尽合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重管理轻服务以及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这样，就必须从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和把握广东社会建设的历史机遇和使命。1949年-1979年，社会主义建设近30年，只有“主义”，没有了“社会”和“市场”；1978年-2007年，改革开放30年，市场、社会开始从国家单元体系中逐步分化出来，但在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又把“经济政策”外推和应用到社会领域，结果是“只有经济政策而缺乏有效的社会政策”；2007年至今，践行“构建和谐社会”。下一步，社会建设应着力构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既分化和又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以“社会”为例。社会主体需要更多元化地发展，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加快社会领域的立法；深化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目标导向是朝NGO和NPO转型；培育和壮大民间社会组织、群众团体。

　　为此，政府要真正承担起社会建设最基本的职责：一是规则制定，作规则制定者，即社会建设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的制定者；二是规则维护，作“裁判员”，即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三是政策引导，作“教练员”，即社会建设方向和价值的引导者，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从而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作小政府，从全能政府向限政府转变；作决策型政府，从划桨向掌舵转变；作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法治政府，即自我限权的政府，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