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与拆迁方激烈对抗后 亲手重建失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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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失落的家园

　　家园的失落，是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的，“没有地的农民，还怎么能叫农民？”在经历了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之后，云南宏仁村村民在学者帮助下，选择平和理性的方式亲手设计、改造自己的故乡

　　本刊记者/高胜科(发自昆明)

　　3月初，一份由村民参与、村代表发起、学者推动的“新旧和谐”式样的故乡重建方案，正悄然改变着昆明市宏仁村的命运。

　　宏仁村位于云南滇池东岸，行政上隶属昆明市官渡区。最近十年间，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彝族村落经历着“大转弯”的变革，从传统的昆明“菜篮子”，变身为没有耕地的城乡结合部，村民也由地道的菜农变成了以租房与打工为生的人群。

　　2010年，当地政府推出城中村改造计划，要把村民在第一次改造中新建的砖瓦楼房，彻底变成现代化的商业街和城市住宅小区。

　　在经历了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之后，“小村”的人们选择在学者的帮助下，亲手设计、改造故乡。学者与村民互动，让这场村民自主改造家园的实验，既吸收世界很多城市规划的灵感，又不逆于“大昆明”的城市宏观规划趋势。

　　改造方案

　　3月21日晚8点，宏仁村华灯初燃，村民从家里取出竹凳子，在路灯明亮的小广场集合。李绍荣、莫正才、李雄等几位村民代表，调试好扩音器和话筒，开始带着村民学习法律与土地政策，老人们带着浓厚方言的声音在夜色中回响。

　　在“拆迁”降临的近两年内，这种每周三晚8点举行的学习会始终未间断，风雨无阻。

　　与往日不同，这次群众大会除了学习5000公里之外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79岁的莫正才老人还组织村民讨论了一份关系全村命运的《宏仁村改造方案》，这套方案由村民们自己设计，并刚刚经过北京大学教授朱晓阳等一批学者们的修改。

　　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村民们完成了终稿并一致通过。

　　次日上午11时，莫正才、李绍荣两位村代表，将这份有着1053名成年村民签名、摁着手印的方案，交到了负责该片区拆迁的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甘琴手上。甘琴答复称，一定会转交给昆明市规划局，以供最后决策时“考虑”。

　　宏仁村，距离昆明市区不到20公里，人口2000余，分为宏仁新村与宏仁老村。新村历时5年刚刚建成，将不再进行改造，这次重建只针对老村。

　　作为滇池边的古老彝族村落，宏仁村至今保留着彝族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物和历史建筑：数百年前的古刹寺庙，19世纪的古代学堂遗址，以及与村庄同期存在、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井，而几代人居住的古民居更让小村成为滇池东岸村落文化的独特景观。

　　虽然有些房子已在拆迁中被毁，但老村的特色街巷的格局依然完整，肌理足够清晰，这为小村的自主改造和修复提供了条件。按村民们的“设计”，整体保存以两所古寺和古建筑为中心的约115亩区域，不可移的文物尽量保留并修缮；改善已有的街道状况，铺设地下水道、电网、通讯设施和绿化，修景观水塘及其他配套设施；区域内的民宅一律增设符合城市生活标准的厨卫设施，对存在火险等安全隐患的民房则进行调整。此外，还可按规划新建商铺以及休闲场地和文化设施，但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在方案的“技术指导”、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朱晓阳看来，这些文物、古建筑密集于小村的北端，有利于成片区保护。因此，小村首先强调的恰恰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村落型空间保护”。

　　“这种重建绝非追求仿古式的建筑，或纯粹以怀旧情绪来凭吊古物，而是承认现代化与传统有机结合的现状，这种‘朝前走、不是向后退’的规划思路，才更有意义，”朱晓阳说。

　　此外，村民的方案也透着实用主义智慧。小村面积为240亩，除了古文物密集的约115亩区域保护，剩下的空间将留给城市化改造，在朱晓阳看来，这借鉴台湾的区段征收方式，将土地划出一定比例出让给政府与开发商，而土地收入则作为村落改造的资金。

　　方案规定，目前住在规划区以外的村民，可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将原有房屋换至规划区内。村民们甚至组织捐钱用于改造基金，超过300元的，可载入重建故乡的纪念册。“这些年来发生的小村大事记，也要写入册子里，供后代人纪念的”，重建方案的发起者、村民代表莫正才说。

　　朱晓阳指出，这一方案契合了去年底昆明市政府推出的“环滇池文化圈”建设规划，宏仁村距滇池仅有两三公里，还处于官渡区古镇集群、特色村镇和宗教文化展示线路等节点上，与环滇池文化旅游圈的规划高度重合，具有可行性。

　　失落的家园

　　小村被朱晓阳自称为“第二故乡”。1957年出生于云南个旧的他，年轻时曾作为知青在宏仁村插过队。他的观察下，家园的丧失，是随着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一点点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朱晓阳多次对小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以小村为素材，出版了社会人类学民族志《小村故事》两卷。

　　彼时，小村还是一个原生态的农村，沟渠环绕，景色怡人。小村是旱涝保收的丰裕之地，当地种植的蔬菜供应昆明，有“昆明的菜篮子”美誉，“昆明只要没菜了，管农业的市长就会住到这里指挥调菜。”朱晓阳说。

　　1990年代中期，朱晓阳的好朋友、诗人于坚也多次光临过这个美丽的村落，“当时乡村小路已修成水泥路，交通四通八达，周围都是稻海麦浪，村民按传统格局自建了一些砖房，虽然土木建筑材料变化了，但乡村的传统没变，路边有村民在修鞋面，其乐融融。”于坚说。

　　家园的走样，是从失去赖以生计的土地开始。分别建于1999年与2003年的广福路与昆洛路，一横一竖挤占了小村的大部分土地，随后几年内，沿这两条路开发的新亚洲体育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等商业项目，几乎吞没了小村的所有耕地。

　　“没有地的农民，还怎么能叫农民？”小村人莫春华自嘲道。自2005年开始，两条公路如同一把剪刀把滇池东岸的农民与其传统生计切断了。上级政府给了村民户均一块宅基地的许诺，由村委会划出老村西侧的一处地块，建成了统一户型、统一尺寸，五六层不等的“宏仁新村”。

　　新村为村民们增添了一个新家，也体现出当地人的价值观。小村人说“钱啊，一湾死水，经不住瓢舀”，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些征地补偿款没被挥霍，而是为子孙后代留个后路，用来建了新村。村里的年轻人很快搬到了新村，老人们则更愿生活在老村。

　　随着新村的建成，村民也变身为以租房、打工为生的“城中村”人，收入却并不好。四处都在拆迁搬家，影响了门市房的出租生意。“我们更怀念种菜的日子，虽然收入差些，但至少简单快乐，没现在这么多的烦心事。”村民付丽丽说，住在楼房里，她甚至经常对着电视发呆。

　　这些变化让几年后再回到小村的朱晓阳和于坚等人颇为感慨。原有的乡村正经历剧变，用小村人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癞蛤蟆被牛踩了一脚”，浑身疼但是不知道哪儿疼，哪儿不疼。

　　这“牛”是失地，是城市化。但朱晓阳也感觉到“这个故乡一方面在被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通过娱乐等方式来顽强地修补和建设”。2009年村民筹资建设了文娱场所“新客堂”，村民每月筹资共计600元交给一位专职烧水的老人，平时村民们可以到这里喝茶、打牌、闲聊。

　　2007年起，朱晓阳和于坚两人历时两年拍摄了一部239分钟的纪录片《故乡》。以纪录这个在城市化运动中正在消失的鱼米之乡，以及逆来顺受的人们如何在前途未卜的混乱中继续维系着亘古秩序。

　　影片没有公映，新一轮的城市化却再次觊觎这里的土地。2010年5月，昆明新螺蛳湾商贸城二三期工程将要征占宏仁老村与新村，据宏仁村委会干部介绍，按照政府规划，这里将要建成商业街和商业住宅。而这时，用5年建设起来的宏仁新村一些新房还没有来得及装修。

　　经过村民们包括上访、以死相逼等激烈抗争，2011年8月，地方政府重新对该区域进行规划，新村得以保留。但老村的命运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