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谈乡村建设：乡土中国已成救济对象(图)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乡建取决于现代化的品质

　　和前贤的乡建运动相比，今天的乡村建设已经成了一种慈善、公益行动，这一性质本身说明，乡土中国在今日已经成为救济的对象

　　文/余世存

　　我们现代人的乡土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按照诗人、哲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观察，现代化运动以来的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失乡者，是漂泊者、流浪者、永远的外乡人。现代化进程不仅以壮观而残忍的力量拆掉故乡，而且直接把人及其家园贩运至资本主义的怀抱敏感的思想家甚至说，出生于1789年之后的人，已不知存在的欢乐。

　　中国有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给了我们极为骄傲的小农经济、田园诗歌、大地信仰、山水艺术、泥土情怀、宗法政治但到了明清两朝，这种文化已是衰落得不成样子，从汤显祖、徐渭、李卓吾到曹雪芹、龚自珍等一流天才们的悲凉感、末世感可知，文明已经不能支撑它自己。碰巧西方的资本叩关而入，我们在半推半就中，步入全球一体化秩序当中。

　　从鸦片战争到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终于明白，自己不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和重心。从陈独秀、冯友兰等人开始，现代中国的关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是一种城乡关系。尽管梁漱溟、费孝通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辩证说，所谓城乡之别只是知识问题而非认识问题，但更多的中国人认为，中西之差就是城乡之别。中国欲现代化，中国人必须进城。因而，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背井离乡的现代化。

　　陈独秀明确地说，现代中国是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如今，广大的农民工人更是从生活中明白做一个乡下人的卑贱。中国人都以做一个城里人为荣，以吃“商品粮”，而非自己从土里刨粮食为荣。离开乡土进城、进更好的城，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宿命。借用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观察，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中国人对现代化、城市化的追求像一个苦恋的情人，那样痴迷、执著。

　　从到东西洋留学，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出国潮，到农民削尖脑袋进城，到今天上亿的农民在城市间流浪打工这一切都在说明我们跟乡土关系的淡漠。尽管有着改良主义的乡建运动，有政治决策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有“离土不离乡”的倡导，有三农问题的研讨，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但农民及其子弟仍希望进城。今天，在多重意义上，农民几乎不再是有创造力的阶层。农民只是因循着生活，在电视和都市的影响下得过且过。除了向城市单向输血，如提供粮食、蔬菜、市场、原材料、青壮男女乡土中国自身再无新鲜的血液，自身再无新鲜的创造。由于城乡生活的严重失衡，农民不仅没有心力去耕种田园，也没有能力去修建好一个厕所、一个猪圈，农村的公共建设几乎停滞，农村成为世所罕见的垃圾场

　　这样说，并非表明乡土中国没有现代转化的机会。相反，在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圣贤般的努力里，乡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他们的努力曾经令世界瞩目，多年以后，联合国还在推广他们的经验。青年毛泽东做过晏阳初的义工，他由衷地敬佩乡建派，曾跟梁漱溟彻夜长谈乡土建设，甚至对晏阳初的平教社说，共产党愿做你们的朋友。当今在全世界推行的小额贷款模式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施行过了，当今为人称道的合作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也曾作为国策推广过，当今在全世界倡导的“到乡村去”的运动在毛泽东时代也已经发生过。

　　跟革命党人的国家层面相比较，乡建派是局部的、社会层面的，它注定没有革命派彻底。这也是为什么乡建派更像传说的息壤，可生长，却难以抵挡现实中滔天的洪水。它能够取得成果，但遇到政治变动，如日军入侵、政权易手，即告终止。在革命党人眼里，乡建运动更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它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而改良主义在革命党人那里是要大打折扣的。

　　事实上，乡建派自身也有克服不了的难题。他们以狂狷的圣贤品格推动乡村建设，但事实证明他们多流于梦想。梁漱溟感叹，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实际乡村不动。陶行知说，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在今天仍只是一种呓语。晏阳初则困惑：我们初到乡间，看到农民的失学，慨叹中国教育的不普及，后来在乡间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否则非亡国不可我们常看到一班子弟未受教育以前，倒还肯帮帮父兄，一踏进学校，出来便成了废人。

　　用革命党人的话，历史规律和现实逻辑“不以他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乡建派想教育人守住乡村，守住人的本心本性，无济于事。在社会各种各样的诱惑、压力面前，他们的实验道场一片颓败。因为他们用以乡建的办法仍是农耕时代的办法：师生动员，一如父子、师徒之间薪火相传，一旦花果飘零，即无疾而终。而革命党人一度用心乡土，后来为了工业化，再度牺牲乡村，导致了乡土中国更全面的破败，甚至城乡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以至于今天，任何一次现代化起飞带来的红利，都跟乡土中国无缘。

　　可以说，我们的乡土建设在被革命和被改良的夹击中，与原发性现代化社会走了一条并不相同的道路。后者在现代化起飞后，不仅给乡村带来了发展的良机，而且反哺乡村，使得乡村成为全体国民的后花园。而我们的现代化是后发的，因而也是单向度的。我们反哺无力，对乡村的态度是，除了要求其继续“输血”外，多半听其自生自灭，或者为其唱唱牧歌或挽歌。

　　经过百年来数次折腾，在最近一轮启动的现代化进程里，我们仍经历了近乎同样埋葬乡土又招魂田园的历史。我们一方面毁林毁田，一方面劝农民种树种地；我们一方面抒情都市，做欢乐总动员，一方面又设点建“农家乐”以供观光猎奇这种官民在对待乡土问题上的进退失据，造成了三农问题以及生态心态世态上的灾难。但这种现代化求仁得仁又何怨，一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再度乡土。

　　和前贤的乡建运动相比，今天的乡土建设已经成为一种慈善、公益行动，这一性质本身说明，乡村在今日已经成为救济的对象。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种沦陷是意味深长的，其中有历史的必然，有现实的应然，也有我们自身选择的果然。因此，乡土中国的建设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现代化的品质，我们是否不再以都市为终极或唯一目标，我们能否实现知识、资本等等的城乡分布均衡，我们是否能够给边缘者、隐士、农民以政策、舆论等方面的尊重和支持，我们是否给上山下乡者以大力度的财政转移支付，我们的资本是否能够铺平通往乡村的道路。(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