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北望”：“去河北化”能否走出贫困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涿州“北望”

　　利用地缘优势，涿州希望通过“去河北化”走出贫困，但“大树底下难长草”的现实依然困扰着这座城市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涿州与北京上演的“双城记”，正衬托出这座城市的幸福与纠结。

　　对于距天安门广场仅62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尽管地缘优势让这座河北小城迅猛发展，但首都的巨大气场和对资源强大的吸附力亦让这个县级市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与赤城等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县城不同，涿州处于北京的西南方，交通便利，环境宜居，与上风上水区相比，受限较少，是环北京地区与北京同城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一。虽然两城互动频繁，令涿州受益，但面对北京巨大的资源需求以及行政区域的天然屏障，处在下风下水区的涿州同样苦恼。在“借京强市”的逻辑之下，再强大的卫星城也避免不了北京打喷嚏，自己就感冒的命运。

　　“融入”北京

　　涿州市尽管隶属于河北保定，与相邻的北京比起来，涿州与保定相隔近百公里，无论是空间还是心理距离，涿州人自然与首都走得更近些，但这种“近”似乎更像隔着一层玻璃，近在眼前，却无法接近。

　　42岁的侯春悦是涿州市规划局局长，土生土长的涿州人。在他的记忆中，北京与涿州似乎就是一体的，去北京就像从乡下进城，从小他就听大人讲涿州会“并入”北京，自己以后就能成为北京人了。这个传闻一直陪伴他成长的整个过程。“都四十多岁了，这个说法还在传。”

　　48岁的曾庆鸿也是传闻的“受害者”。1980年，16岁的曾庆鸿随在地质部门工作的父母来到涿州，原本父母希望把家安在北京，可单位劝说，很快涿州就划归北京了，曾庆鸿一家就这样留了下来。

　　传闻一直未断，最热闹的是上个世纪80年末，民间传说，国家领导人已签字，涿州划入北京指日可待。可在曾庆鸿印象中，每隔一阵，这种传闻就会冒出来，坊间议论得热火朝天，可官方却没有一点消息。

　　事实上，如今的涿州与相邻的北京房山相比，无论是方言还是生活习惯已无太大区别。大街上，北京牌照的车辆随处可见，报摊上的北京晚报甚至比河北的报纸还受欢迎，普通市民家中的有线电视也与北京同步，而几分钟一趟的北京838路公交，将两地“绑”在了一起。除此之外，涿州还实现了与北京的医保对接，北京市民可在涿州使用医保卡看病，而关于电话区号变成010的传言甚至甚嚣尘上。

　　在涿州论坛上，一份关于是否希望涿州划归北京的网络调查中，有58.93%的人选择希望划归北京。一位网友留言说：“网上有人算过一个首都户口享受的福利是多少钱，看看就明白了。” 其实，涿州人想变成北京市民的想法很单纯，至少收入和福利都会提高，孩子考大学会更容易。

　　流传了三十年的传闻并没有停止，内容也越来越离谱。2010年11月，有传言说，涿州某些乡镇的户口被冻结，是为纳入北京户籍在做准备。这一消息经房地产商宣传之后，使涿州房价迅速上涨，甚至超过房山偏远地区的楼盘价格。

　　尽管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2010年11月曾明确表示，涿州等13县市行政区不会划入北京，流言也戛然而止，但涿州房价并未大落。

　　房地产冲动

　　事实上，涿州房地产正是在北京的拉动下兴起的。因为北京房价高，加上“一小时生活圈”便捷的交通，越来越多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选择在涿州置业，每天往返于京冀之间。

　　30岁的阴宁便是其中之一。2006年，阴宁大学毕业后来北京闯荡，两年之后，准备结婚的他尽管手里有些积蓄，可正赶上北京房价疯涨，几乎一天一个价，超高的房价让他望房兴叹。他曾看过北三环附近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每平方米要两万多，按他当时的工资，不吃不喝三十年才买得起。

　　2008年，在朋友的推荐下，阴宁在涿州买了套120平米的三居，当时每平米才2800元。“坐公交车很方便，一个小时就能到单位，在车上每天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阴宁说。

　　像阴宁一样，住在涿州、在北京工作的上班族渐成涿州购房的主力。2004年，涿州在城市发展战略里就提出了打造面向北京人的宜居城市。在涿州城北的不少房地产项目都是面对北京人开放的住宅小区，有的还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村”。

　　房地产业已成当地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发展也非一蹴而就。1993年，涿州有了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第一个楼盘——兴泰小区，每平方米500元。涿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科长冯清还记得，当时自己还算高工资，一个月才200多元。

　　到了1995年，涿州的开发楼盘多了三四个，房地产企业也增加了两三家。不过，因为利润太低，每平方米只赚十几块钱，撑不下去的房地产公司倒了下去。到90年代末，房价已涨至每平方米六七百元。

　　2000年后，随着房地产业政策的调整，涿州的房地产公司数量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而楼盘数量增长速度达到了36%。2005年，涿州的房价达到了1300元，那一年让冯清印象最深的是，一帮北京人来涿州团购了一批房，每平米的价格已近两千。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涿州的房地产项目因此停工，这反而使房价不降反升，2009年7月，每平方米的价格已是4000多元，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即突破6000元。

　　在涿州，房地产项目的广告都要跟北京扯上关系，以吸引北京人来此置业。2010年，更多在北京工作的人涌向涿州。冯清记得，一个楼盘开盘时，包车过来的北京人把售楼处挤得水泄不通，“就跟抢白菜似的”。这一年，涿州的房价逼近一万。

　　如今，涿州的房价在6000元左右，是邻近的高碑店市的一倍，而保定市区的房价也只有5000多元。阴宁对于4年前的选择一点都不后悔，当年36万的房子已涨到70多万。冯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后，来涿州的购房者已有1万5千多户。

　　利用地缘优势，房地产业在带给当地发展的同时，财政收入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的问题日益凸显。据中国人民银行涿州市支行调查课题组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涿州市财政土地出让收入从9700万元增加到70808万元，3年收入增长了6.3倍，源于房地产行业的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

　　长期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岚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北京交界的城市不能一味发展“养老院”，房地产炒起来吃亏的是当地人。“应该发展产业园，做一些战略新型产业，承载北京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比房地产增值更快，财政收入会更高。”李岚说。

　　涿州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按照产业立市、借京强市主体战略，涿州正着力发展农场经济、实体经济和总部经济，并打造新兴产业示范区、工业聚集区和现代物流园区，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实现全面对接。

　　合作之困

　　然而，京涿对接却一路坎坷。为了主动与北京对接，涿州专门将高科技、文化创意等绿色产业放在北部，而将有污染的产业移到南部，同时规划方案还会请邻近的房山区评审，征求其意见，但似乎对方并不感冒。涿州一位曾在房山挂职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规划中并不会注重考虑涿州。“他们有的对于涿州的认识还停留在十几年前。”

　　以交通为例，在涿州与北京交界处的涿州一侧有很多“断头路”。涿州东城坊镇有一些房地产项目，大多都是北京来的看房者，为此，涿州一侧投资五个亿改善路况，修到京涿交界处，但对面就是差四公里接不上，以致从北京方向来的车，不得不绕行国道；2010年，京白路从涿州至白沟路通车，但路修至涿州与北京交界处戛然而止，京白路变成名副其实的涿白路。“人家不需要往南来，我们想往北走，所以他不想对接，现在我们的路尽头就是庄稼地。”上述官员说。

　　其实，在京津冀之间的不少地区尚未健全交通运输体系，还处于“对而不接、近而不通、通而不畅”的状态，这也直接影响着京津冀一化的进程。

　　一位曾参与对接协商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协商中对方非常热情，还签了不少框架协议，私下也都是朋友，但事情就是没有进展。“两地行政级别不对等，加上人家也不想投资，在他们看来，修通之后的受益方是河北一侧。”

　　在当地人眼中，北京道路交通体系的规划，也缺乏对涿州的考量。多年以前，就有消息称北京地铁、轻轨将进涿州，甚至涿州房地产商曾打出“地铁第一站”的广告，但时至今日都没有进展。“北京南部城区要发展，不能排斥涿州，穷亲戚也是亲戚啊。”侯春悦感叹道。

　　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孙永光解释说，因为北京的工业对外释放量很小，涿州能吸收到的辐射很有限。涿州市发改局副局长曾庆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到目前为止，还没一家北京市属企业来涿州投资。

　　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宝堂仍比较乐观，涿州的地理位置，行政审批程序，土地政策，人力成本等方面均比北京有着明显的优势。“随着北京土地资源的加紧，涿州投资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北京民企选择在涿州投资建厂。”王宝堂说。

　　与上述产业相比，蔬菜产业却是一个例外。因为北京市场的蔬菜需要量巨大，主动寻求与涿州合作，目前北京某国营蔬菜企业已在涿州建起一千亩的蔬菜基地，如今涿州40%的蔬菜打入北京市场。涿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刘彦峰甚至半开玩笑地对该企业负责人说：“你们终于舍得把钱投在北京外面了。”虽然在产业合作对接中有着种种困难，但在刘彦峰看来，最重要的是自身发展，在市场之中，只要对方有需求，就主动满足对方的需要。

　　大树底下的梦？

　　与迟迟不来的北京工厂相反，涿州感受最深的是北京对资源、人才等方面强大的“虹吸”。 在涿州人看来，尽管涿州发展迅猛，但并未沾到多少光。“要说沾光，沾了房价的光和物价的光。”一位退休干部半开玩笑地说。

　　但在这位老干部看来，涿州吃的最大的亏是在水资源上。涿州西部紧靠太行山脉，拒马河由此穿过，本是鱼米之乡，因泉眼众多，稻田均为自然灌溉，盛产著名的涿州贡米，种植面积曾达到4万亩。然而前几年，下游的涿州泉眼消失，河井干枯，连群众生活饮水都变得困难，如今贡米的种植面积也减少到不足万亩。不少水稻改为旱稻，不仅品质受到影响，也限制了特色产业的发展。

　　涿州一名基层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打井要打到几百米，有的甚至碰到岩石。“打井和用电提水成本太高，老百姓也用不起，因为打得太深，有的还是间歇性出水。”这位官员介绍，尽管北京方面有所补贴，可现在涿州西部地区打一口井就需要5万元，补贴也都花在了打井上。

　　令业内人士担心的是，按照涿州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涿州市人口将达到一百万，但缺少水资源的承载，城市规模只能是空谈。

　　除了资源， 涿州的另一项重要“付出”是首都的安保工作。在涿州进京的高速路口，“守好首都南大门，筑牢环京护城河”的标语格外显眼。

　　无论如何，对于涿州人而言，仍希望能靠上北京这棵大树，在涿州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北京，虽然明知入京无望，可这并不耽搁涿州人那个曾经的“北京梦想”。 (记者/刘子倩 实习生祝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