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社工委官员：政社分开构建一个成熟的社会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政社分开，构建一个成熟的社会”

　　——专访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

　　社会力量的崛起，公民意识的觉醒，它是浩浩荡荡的潮流，不可阻挡

　　从2005年12月颁布《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到2011年决定加强社会建设，广东的一系列决策的动因如何，路径怎样，又以何者为目标？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向《中国新闻周刊》细细道来，他说，“我们今天的社会领域改革，就是要把所有跟计划经济相匹配的东西、痕迹，铲除掉……构建一个成熟的社会”。

　　发展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

　　中国新闻周刊：广东搞社会建设基于什么样的判断？

　　刘润华：汪洋同志今年2月27日在广东省社会工作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有一句话就是，当前最能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可能不是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这里面就有我们省委省政府对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我们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讲了三十多年，去年广东省委提出来要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是相关的。广东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走在全国的前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改革，守着它不改革的话就会像堰塞湖，将来控制不住，就会以爆发的方式推动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研判这种变化？

　　刘润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最基本的变化是，原来计划经济年代是“单位人”，现在变成“社会人”，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服务体制，现在不适应了。另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思考是发展为了什么。发展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们要想办法让人民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发展掩盖了很多矛盾，毕竟蛋糕做得越来越大，再怎么样每个人比以前都有改善。但是发展又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已经到了政府如果忽视这些矛盾，反过来会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程度。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社会矛盾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润华：中国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的问题不是寡，是觉得不公平。行政权力的规范约束，公民权利的尊重，民主体制的建立，现在对这些有更高的要求。我们面对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和社会氛围，为什么说仇官仇富那么盛行，就是从骨子里面希望公平，但这种公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正确的判断。所以推进社会建设，不仅仅要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建立法治政府，还要培养合格的公民。

　　设置游戏规则，形成联动机制

　　中国新闻周刊：怎样避免基层消极应对？过去很多好的决策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规避了。

　　刘润华：所以说，统筹协调还包括跨层级的协调。我们的工作，要是不能实现多层级推动的话，意义就非常有限。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社会建设1+7文件，细分为80项任务。社工委去年9月份开始运作，当月报请省委同意做了一件事情，在全省启动社会创新项目。按照1+7文件精神指引，80项任务由各个市委市政府自行挑选申报，我们不乱点鸳鸯谱。当然也不是申报什么就是什么，要申报多个项目，我们由社会创新咨询委员会这个纯民间机构拿回去评选。

　　中国新闻周刊：这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刘润华：在所有提交的67个项目里面，要评选出23个创新项目。广州深圳各两个，其他19个地级市各一个。然后请朱明国副书记跟各市的市委书记或者市长签共建协议。大家都有创新项目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到底谁是好的？所以我们埋了一个伏笔，叫观察项目，将来哪些能上升为试点项目，要看你的创新性、社会效果、可持续性、可复制性，竞争就在这里。我们是报请了省委同意的，那你说你不做？要是别的市成了试点项目我成不了怎么办？社工委设的是游戏规则，要通过设置游戏规则，形成一种联动机制。

　　中国新闻周刊：但我的理解，动力更多来自于政绩考核。

　　刘润华：我们正在做一个这样的系统，试图能够评估。但是很难像经济建设那样有一个数字指标。经济建设再怎么着，产生收入是多少，税收是多少，这个假不了。但是社会建设很难有这些东西出来。但不是说社会建设就不能量化。比如基层民主，那你说直接选举是不是有一个比例的问题？我们说十二五时期居委会直接选举率达到70%，这些都可以量化。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会不断地寻找不断地提炼。

　　与其做鸵鸟，还不如面对

　　中国新闻周刊：这里谈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社会组织、村居自治，都涉及到社会治理机制的建设。

　　刘润华：刚才讲的第一个是对于党委政府的意义，第二个是对同级部门的意义，第三个是跨层级。还包括第四个，体制内和体制外怎么互动的问题。广东讲共建共享，幸福广东，其实就是我们要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结构。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治理结构是全能政府，行政权力自上而下一元化的管理和服务。甚至不一定是党政部门，因为你是单位人，通过单位就可以实现，不服从可以让你去学习班，用单位就把你收拾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不是单位人而是社会人了，再用这一套肯定不行。要是不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不创新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老百姓肯定不满意，更谈不上幸福。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体制，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结构。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新的社会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

　　刘润华：应该是行政权力相对缩小，权力法定化。尽管仍然是自上而下地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但是因为行政权力缩小了它的范围，社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社会固有的自治功能开始被激活，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空间就出现了，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自下而上的自治。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服务，与社会自治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和服务互动相结合，新的社会治理结构就形成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并没有也不会自动形成这样一种结构，甚至很多人会抵制。

　　刘润华：这个过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力量的崛起，公民意识的觉醒，它是浩浩荡荡的潮流，不可阻挡。需要重视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经历了从原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到迅速的非组织化的过程，这种非组织化、松散性，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社会人是从紧密的组织结构里面解体出来的个体，它是散的沙子，像流沙一样，蜂拥而来参与社会事务，这意味着社会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道理不是不明白，但我知道很多人忧心忡忡，担心社会组织发展起来会产生一些风险。

　　刘润华：社会组织是双刃剑，一定会有一些负面的问题，比如说某个社会组织最后就是失控了，专门跟政府作对，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但这种自组织的需求，是客观的，广泛存在的。与其做鸵鸟，还不如面对。要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一定得有畅通的社会协商机制，都是流沙，你连人都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去协商？这就意味社会重构，要提供一个合法的载体和平台，而不是相反。

　　提供新载体，建设成熟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不正是党团全覆盖吗？

　　刘润华：正是如此。所以要倒过来想想，把这个系统弄好了，是不是能把社会装进来呢？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行，甚至不能把大多数人装进来。八千万党员相对于十三亿人来说也是少数。

　　所以我们需要提供一种新的载体，不是被组织而是一种自组织的载体，社会自组织功能。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天性就有这个，我们只不过是给他一个组织的形式而已，这个形式就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意义就在于以组织的多样性来满足老百姓多样性的组织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广东要把培育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并将社会组织打造成社会的主体作为我们推动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就要构建一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互动。

　　中国新闻周刊：社会建设最终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刘润华：我个人认为，是建设一个成熟的社会。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建设以政企分开为抓手，理清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推进了一个日趋成熟的市场的形成。我们今天的社会领域改革，就是要把所有跟计划经济相匹配的东西、痕迹，铲除掉，构建一个跟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以推进政社分开为抓手，理清政府跟社会以及政府跟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一个成熟的社会。(记者/申欣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