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行骗手法与表现形式翻新 有待更精准打击(2)

　　更“人性”更“专业”

　　在江西省饶州监狱，一位大学毕业、来自河南农村的传销案服刑人员对本刊记者解释其犯罪动机：“当时觉着干这行儿挣得多、来钱快，可以一夜暴富。”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和广东省工商局打传办专职副主任朱国汉等受访者认为，当前部分地区群众生活压力仍然很大，人们思变追求财富，无形中为传销活动扩散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陕西省工商局直销监督管理局局长叶夏春和民间的“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会长凌云等受访者还分析，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复转军人，思维活跃、富于幻想、敢于冒险，求富心切，从而成为传销组织诱骗、“洗脑”，并通过“示范作用”继续去迷惑和欺骗他人的对象。

　　比起过去，如今许多新一代传销组织的行骗手法更加隐蔽，面目也更具“人性化”，对受骗群众不再进行人身控制、集中授课，而是以“热情”、“亲情”、“人性”、“自由”的谈话给受骗者“洗脑”。

　　更有甚者，编造虚假文件、理论，伪造中央领导讲话，以直销、商务公司等“华丽外衣”诱骗群众。在宁夏、广西部分地区，本刊记者均遇到传销分子以“西部大开发”、“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等政策为名行骗。

　　本刊记者进入南宁一个“商务商会”传销团伙的高级住所暗访时，先后有七八拨人分别为记者一个人“讲理论”、“解政策”和画“财富模式图”。一位杨姓中年妇女自称是“公司管理小组组长”，另外几人则分别代表“宣讲部”、“财务部”、“市场部”甚至“纪律监督小组”。

　　一位资深打传干部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传销组织内部架构严密、分工明确，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近年查办的一些大案要案中，执法人员发现一些传销组织竟然有专业的财务、培训软件，参与者甚至有软件专业的博士毕业生。

　　同时，传销组织在拉新人“入行”时，都专门有如何应对公安、工商检查的培训；传销活动大多化整为零、灵活机动，集中活动时还有人“站岗放哨”；一些传销组织高级头目异地指挥甚至境外遥控。

　　有待更精准的打击

　　2005年，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将“组织领导传销罪”列入刑法。

　　一些受访者认为，当前打传法律体系仍有待改进。现行传销立案追诉标准为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受访者认为这一标准失之过高，建议改为“3级或30人”或“确实构成传销犯罪证据”。

　　组织领导传销罪一般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节严重”条款又缺少具体标准，而诈骗罪50万元就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这使得传销主犯往往“主动承认传销罪”，以规避其他罪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熊时升和广西来宾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陈安军等建议提高传销犯罪的量刑年限和罚没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江西南昌市工商局局长刘东庚等受访者还表示，对目前无法处罚的中下层传销人员，对与非法集资等罪名交织行骗的传销，应制定专门法条。

　　国家工商总局直销监管局局长张国华介绍，目前全国初步建立了打防控管长效工作机制，包括领导工作机制(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工商公安为主力、多方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法律保障机制、联合执法协作机制、群防群控监管机制和现代信息技术监控机制等。

　　2011年，全国工商系统共查处传销案件1419件，取缔传销窝点1.88万个，教育遣散传销人员17.55万人次，同比2009年分别下降45.82%，32.86%和59.84%。特别是一批大要案件相继告破，传销头目和骨干分子被依法判决，大规模、公开化的传销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仍有少数地方部门对传销危害还不够重视，认为打传只是工商、公安的事情，造成这两个部门“孤军作战”，执法衔接也不尽顺畅。许多县区级的打传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技术能力和专项经费还严重欠缺。

　　北京大学中国直销行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谦和河北工商局执法处处长刘英民等建议从国家层面强化打传机制、形成强大推力。加强对传销活动新特点新动向的调查研究，制定打击传销的国家专项政策；将打击传销纳入全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和综治重点整治工作，发挥综治网络效用；强化党委政府领导机制，建立各地统一的协调指挥体系。(刘旸辉 朱峰 涂超华 王橙澄 向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