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编写词典没必要强调价值观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编撰者与时俱进，增收了“给力”“限行”“摇号”“团购”“微博”“云计算”等3000多条词语。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在15日该词典出版座谈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对为何拒收“剩男”、“剩女”和“同志”作出了说明，表示除了通用性、生命力两个重要指标之外，还要考虑价值观和社会效果。(《北京日报》7月16日)

　　从江会长的解释中可知，之所以拒收“剩男”、“剩女”，旨在体现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因为他们不能够及时结婚，有各种各样原因，从尊重人的角度着眼，还是不收的好；之所以不收“同志”(同性恋者)，“是说明我们不想提倡这些东西，不想聚焦这些东西。”此说，我不敢苟同。

　　严格说，词典是工具书，其功能主要是供人检索、参考用的，读者翻阅词典并非为了接受价值观教育，更不是为了接受意识形态的熏陶，他们无非是想在词典中检索读不来、解释不了的字词读音和释义，因此他们对编写者的唯一要求是，标音准确，解释正确，搜录词条完整。他们并不指望从词典中找到做人的原则和行事的准则，一般而言，读者是不会将词典当做道德教科书来使用的，更不会乐意接受编撰者的道德说教。

　　可我们的编撰者总是想得太多，总要额外给自己添加诸多使命，唯恐会犯政治错误。这大概是受多年来运动式思维影响所致，即便不像编撰197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突出政治，用当时的意识形态作为编写宗旨，事到如今，仍然难以完全摆脱主流观点的影响，编写者总要将当前的核心价值观作为重新修订的标准。殊不知，这样一来，恰恰损害了词典的权威性、完整性和工具性。

　　且不说拒收“剩男”、“剩女”是否就体现了编者的人文关怀，单就拒收“同志”而言，专家给出的解释就大有问题。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同性恋者所拥有的权利已经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更多的人对同性恋者不再报以歧视，而是能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宽容理解他们的性取向。专家多虑了，低估了公众的智商和免疫力。从其解释中，恰恰可看出他们价值观的落伍。

　　用价值观去统领词典编写，必定会造成诸多自相矛盾之处，挂一漏万，留下许多遗憾。照专家的逻辑，拒收“剩男”、“剩女”和“同志”是为考虑价值观和社会效果，那“小姐”、“强盗”、“通奸”、“贪官”、“嫖娼”等贬义词均不可收了？但事实是几个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都收了，这又作何解释？论贬义程度，后者远甚于前者，难道编写者就不怕被人指责为提倡鼓励国人去做“强盗”、“贪官”了？真是太好笑了。就像此次收了“裸婚”，没有收“裸官、裸奔”那样，只要词典里不出现“裸官”的词条，现实中就没了“裸官”。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我不解，作为汉语言的专家，怎么就不懂得语言只是社会交际的工具，它为社会所有的成员服务，本身没有阶级性，也不体现价值取向，你们的任务就是将字词的形音义解释清楚。(王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