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塌桥调查很少公布是制度性“烂尾”

　　近年来，我国桥梁垮塌事故频发，但专家组所能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桥梁质量调查报告却很少被公之于世。通常，时间会平息聚焦式的舆论关注，轰动一时的桥梁事故就会被渐渐遗忘。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频发的塌桥事故使得舆论热点迅速转移，这为官方拒绝公布相关的事故调查报告争取了时间和空间。而另一方面，由于官方的调查报告迟迟不能出炉，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对真相的追问从此再无下文，既无对责任人员的有力问责，又起不到应有的警示意义，从而为下一次事故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就是著名的“海恩法则”。以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每一起桥梁垮塌事故本质上都是安全防范体系的“垮塌”。从充满潜规则的工程转包，到日常护理的不到位；从令人担忧的施工质量，到绵软无力的事故处理和问责，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遍布引发事故发生的“导火索”。如果说桥梁垮塌是一种不幸的话，那么更加不幸的是，这种纯属人为造成的灾难唤不醒有关部门的职能伦理，也换不来多少经验和教训，以至于我们不停地犯着相同的错误，不停地交着“学费”，不停地以生命为代价为整个管理体制的冷漠和麻木埋单。

　　从人的角度看，事故调查报告“罕公布”，是为了逃避问责。好端端的一座大桥突然垮塌，必然会引发民众的猜测和质疑，而这种猜测和质疑一旦坐实，对相关责任人员的问责将不可避免。然而，只要调查报告不公布，真相就会无限期地施延下去，没有真相就没有问责依据，毕竟舆论问责并不对官员构成真正的压力。

　　从制度的角度看，事故调查报告“罕公布”则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公共安全事故的处理流程，还是对官员的问责，都明显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这就造成什么时候公布事故调查报告，乃至公不公布，成了相关部门的“自选动作”，原本刚性的制度问责变成了有弹性的“良心”问责。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桥梁垮塌事故调查报告“罕公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烂尾”。这个缺口需尽快补上，不要老是拿制度的缺陷去考验官员的良知。事实已经证明，在利益面前，良知是靠不住的，这是人性的弱点。(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