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称郭美美毁公信力 将力推公开透明(2)

　　王振耀：

　　其实是再出现这样的事件，我们首先会和大众在一块儿代表大众，直接到红十字会的办公室，我们会找领导，从会长、副会长，我们会直接找到他们，不仅是电话，而且可能要面对面。我们可能完全会向大众来通报我们和领导交换意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更直接的监督，等于我们是把大众监督和整个社会监督，包括多方面的舆论监督，等于搭建了一个桥梁，我们来接受大家的这种质询、委托，或者说有时候就是大家给我们捎信，或者大家给我们透露出来一些仅仅是听说的很多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可以直接地带到红十字会的办公室，带到红十字会的领导层面上，来进行直接的质询、监督。

　　主持人：

　　现在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有几天的时间了，这几天当中开始工作了吗？

　　王振耀：

　　其实这几天，我费了相当大的时间，我们网上的交换意见，我想这两天我的信箱里边，我们及时回的，更多的就是这个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要修改章程，然后我们要不断地交换意见，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我们有的委员已经，今天就跑到红十字会的办公室，去详细地问一些部门，看他们的工作情况，然后检查他们的每一个工作细节。我想这在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前，可能其他社会大众可能经常地这么随意地进去，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身份，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这几天，我们觉得压力很重。

　　主持人：

　　已经行动起来了，听上去还是令人欣慰。但是相对于红十字会这样一个庞大的体量来讲，16个人的委员会是不是显得单薄了一点？他们该如何行使自己的职责？继续来了解。

　　(播放短片)

　　解说：

　　在这份16人的委员名单中，不乏大家所熟知的，因蓝天股份事件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的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公益慈善领域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等知名人士。

　　赵白鸽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

　　红十字会和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关系，它是一个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合作者和被监督者的关系，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是一个反映社会需求的机构。

　　解说：

　　一边是中国红十字会这个庞大的组织，一边是16个个体，肩负着社会信任的委员们，其实也有着自己的困惑。

　　(电话采访)

　　王永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红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全国有60%的县都有红会组织，这个庞大的体系，我们可能很难有时间深入到每个细节去进行调研沟通，所以我们的工作难免可能会有蜻蜓点水，或者是不能做到面面俱到，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苦恼。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我们如果要履行自己的监督的职责，我的权力从哪里来？我要想抽查哪个地方，那凭什么接受我的检查、监督？

　　解说：

　　而对于公众关心的财务问题，也是委员们所关心的。

　　声音来源：央广新闻

　　解说：

　　迟福林透露，委员们对财务问题最为关注，提的问题也最多。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大家共同的意见，财务管理要规范、要公开，要按国际惯例来进行审查、公开。首先如何公开，第二，就是它的标准应该由第三方来审计，而且应该按国际标准来公开。红十字会也答应他们如何来改进。

　　解说：

　　16位委员都有各自的专业背景，也在用各自领域的资源与知识去剖析中国红十字会过去的问题、未来的方式。

　　记者：

　　如果说再发生类似于郭美美的事件，您打算怎么监督？

　　(电话采访)

　　王永：

　　其实相对于郭美美的事件来说，我觉得我们的作用可能不是监督，而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顾问，因为我觉得在应对郭美美的事件上，红会的表现确实非常业余。红会可能在救护、在救灾救助上面确实非常专业，但是在跟社会的沟通和交流上面，确实需要大幅提升。

　　解说：

　　这个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星期的监督委员会被社会广泛关注，而他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未来的工作，或许都还需要继续摸索。

　　(电话采访)

　　杨团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红会自己的内部要能很好地配合，要知道这些人代表社会的力量，是为了它好，是为了它的改革。

　　刘姝威：

　　关于监督方式的问题，细节是否成熟的问题，你要是等着完全都成熟的时候再干，那这个事情会拖很长时间，你只能说摸着石头过河，你先干起来。

　　主持人：

　　这16位委员都有谁，我们也把他们的名字和现有的职务做了一个梳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的关系，我只念名字。迟福林、俞可平、王永、邓国胜、王振耀、白岩松、吕红兵、刘姝威以及陆正飞、张勇、杨团、金锦萍、郑静晨、袁岳、黄伟民以及翟晓梅。这16个委员，人们分析了一下他们的职业的比例，有八位都是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一位媒体人、两位律师、两名企业，两名医疗机构的等等。总体来看有两多，一个是名人多，一个是大忙人多。名人多，像刚才我问王先生的，他们等于把自己原来不错的个人的信用、信誉和红会捆绑在一起了，如果是出现了问题，个人能不能担得起。

　　另外一个大忙人太多，既然是社会名人，个人事务肯定很多，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兼职的监督委员的工作承担得起来，人们也是存在着疑问。这里还要再问王振耀先生，我们也从新闻当中了解到，监督委员会的运作经费是由红会提供的，本着谁全授权，向谁负责的原则来讲，似乎你们要向红会负责，但是其实你们更应该是向公众负责的。当红会和公众这两者的诉求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们的立场如何站呢？

　　王振耀：

　　我首先要解释的是，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在红会领工资，我们最多是在参加红会的一些监督工作的时候，有些工作经费可能是要红会承担，那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不需要红会承担，所以我们在经费上，特别是在我们的自己收入问题上，我们是独立的。所以当公众和红会发生矛盾的时候，毫无疑问这十六个人，我们都会以公众的意见为依据。为什么，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信誉的话，主要是公众对我们的信誉、对我们的支持，所以如果发生矛盾，我们肯定是比较专业的，比较深入的来代表公众的意见，来质疑或者说监督大家所关心的一些环节，或者说一些事件，或者说一些项目。

　　主持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红会也是有相当的行政级别的，很多的委员自身也是有自己的行政职务的，在监督过程中，能不能打破这种现实当中的上下级的关系，真正行使监督的这种权利？

　　王振耀：

　　我觉得我们这十六个人，大家看一看背景，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好多人大概是在社会上，在多年的经验中，就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社会问题，恰恰是我们不太在乎级别，我们更多地考虑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所以现在才有一定的这种背景，才有一定的条件，进入到这个社会监督委员会。我们16个人，好几个人我们在底下进入了深入的交谈，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说责任是相当大的，应该说我们不会太在乎级别。

　　像我过去我就知道，我在机关里边也是一样，你只有对老百姓负责，对社会负责，然后你自己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是你必恭必敬，完全按照行政体系来做事情，我觉得恐怕我们自己的信誉就丢光了。

　　主持人：

　　好，设立这个社会监督委员会，应该说是第一步，而人们更希望的是看到更加公开的比如说账目，比如说资金的使用情况，到底如何走向公开透明，我们来继续关注。

　　(播放短片)

　　解说：

　　"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开？社会监督委员会的专业性如何保证？与其成立16人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还不如公开账目，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刚一成立，就迎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广州日报》12月10日撰文指出，"委员会不过十几个人，红会一年捐款捐物价值高达数十亿元，即使委员民想全面监督也会有心无力。"而《法制日报》也呼吁，"公众才是红会的最好监督者。"

　　而与中国红十字会同属社会救助团体的儿慈会，就刚刚见识过公众监督的威力。

　　字幕提示：2012年12月12日新闻

　　解说：

　　日前有网友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公布的《2011年财务报表》当中发现，有近48亿元的资金以其它与业务相关的名义通过儿慈会的账户，却没有进入到日常业务活动或者投资当中，因而质疑儿慈会在洗钱，儿慈会对此迅速做出了回应，为财务数据的错误向公众致歉。"

　　姜莹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总监：

　　现金这个数当时是出错了，实际上最后经过我们财务人员核实，发现其中有4.75亿的这个数字记成了47亿5千的数字。

　　解说：

　　尽管在公众提出质疑后，儿慈会第一时间在官网进行公开道歉，但公众依然在质疑，财务审计要经审计机构和监管方层层审核，这样的错误怎么会未被发现？

　　姜莹：

　　这个错误的报表也是给到了审计师事务所。我们这边的审计可能过来的是比较注重的是我们业务的一些费用，但是对于这种只是一个银行的反复的现金流，可能当时没有最后关注到。

　　解说：

　　与此同时有人还发现，儿慈会至今募集捐款也不到2.4亿元，这4.75亿从何而来？对此儿慈会负责人解释说，是他们存入四千多万善款节余购买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现金流量表上的4.75亿是这笔钱流入流出反复计算的结果。随后，儿慈会在其官网公布了其它货币基金明细账。

　　在这场儿慈会的"失误门"中，公众的监督作用被淋漓尽致地体现，而这一切监督的前提，都离不开两个字，公开。在美国，慈善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而且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去慈善机构查阅帐目。

　　在英国，公众对工艺性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要求不亚于上市公司。

　　在法国，规范慈善机构行为的《宪章》，将财务透明确立为基本原则。

　　今天，当我们回看中国红十字会的种种改革，仍不有发出《法制日报》这样的感慨，对于红会而言，摆脱信任危机的最好方式之一，是让红会完全运行在阳光之下，让所有的账目都变得有目可查。公开才是最好的监督。

　　主持人：

　　公开才是最好的监督，然而什么样的机制能保证这样的监督，最后还要听一听王先生的建议。

　　王振耀：

　　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首先把给老百姓办实事，特别按照红会的这些章程的规定，进行多方面的，包括医疗救助其它各种各样老百姓困难的问题的解决要放在首位，在办这些实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标准透明、程序透明，然后应该是工作的机制透明，并且各个环节也做到都比较是，非常透明的向社会来做出一些公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给老百姓办实事放在第一位，然后社会大众才能真正地理解，真正地关注，并且真正地愿意参与到我们的红十字会工作中来。

　　主持人：

　　好的，其实作为监督委员会来讲，究竟自己是做一盆仅仅有香味的，不久就枯萎的鲜花，还是做一盆有着钢针的仙人掌摆在红会的桌面上，是值得我们监督的。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