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五成闯过红灯 中国式过马路折射国人缺规则意识

　　源

    闯红灯折射国人捷径心态

　　潜规则滋生损害公共秩序

　　曾几何时，闯红灯有了更为文雅的说法，叫“中国式过马路”，还一跃成为网络热词。破坏规则的行为冠以“中国”二字，难免叫国人心里不是滋味。但事实恰是如此无情——

　　据媒体报道，在河北石家庄市的一个十字路口，“1小时600人闯红灯”，信号灯基本形同虚设；本报14日刊登的社会公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51.98%）的被调查者“有时”甚至“经常”闯红灯。

　　或许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式过马路”，但是对于外国人而言，如此高的自由度还是让他们“眼界大开”。

　　“刚来中国时，看到频繁的闯红灯行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回想初来乍到时的观感，曾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松本浩治还是一脸惊诧，“在日本也有闯红灯的现象，但没有像中国这么‘壮观’。”如今已在中国工作的他，也习惯了“中国式过马路”，“别人过你不过，还挺傻的。”

　　这样的文化传播并不值得骄傲，而其中所折射出的国人缺乏规则意识、爱走捷径的心态，更加值得担忧。

　　车辆在马路上随意加塞、并线、超车，就希望自己“超车一头”；经营企业不想着怎么研发产品、提升技术，却一味“拿来主义”，抄袭创意、克隆成果，各类“中国特色”的山寨产品让人哭笑不得；考试升学不依靠日积月累、勤学苦读，净琢磨投机取巧，花钱买答案、办假证、伪造成绩单，以至于一些国外大学将中国留学生列入“黑名单”……

　　如果说超车加塞、山寨成风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捷径，那么暗度陈仓的潜规则则让捷径心态从地面钻入“地下”，藏形匿迹却贻害无穷。演员想得到一个角色不容易，除了样貌、演技之外，或许还要满足业务之外的要求；企业投标不靠实力靠关系，通过“公关”政府迂回作战，把公平竞争拆解为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官员执政务虚不务实，谋求升迁却寄希望于走后门、抄捷径，跑官要官，罔顾正常的选拔任用制度；而食品领域的潜规则，不管是三聚氰胺还是速生鸡，都在“民以食为天”的训条下“逆天”而为……

　　有观点认为，走捷径或许提升了个人效率，但让整个社会的齿轮处处卡壳、磕磕绊绊；无视规则的风气，却让各种潜规则落地生长，让公共秩序成为摆设，更让身处其中的个体茫然无措、利益受损。

　　析

　　追求更低成本是人的本性

　　规则认同度低成捷径温床

　　国人为何爱走捷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认为，走捷径是人的本性使然，本小利大，何乐不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总是追求更简单、便捷的处事方式，以降低生活与生产的成本。”

　　本性无可厚非，但一旦张扬过度，将会引致严重的后果。“捷径心态与当下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赵德余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人们越来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观念成为捷径心态的“幕后推手”。

　　而从众心理的存在，也为其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人们很容易相互模仿。此时，规章制度的不健全、法不责众的传统思想又为捷径心态提供了保护伞，使人们绕开规则的逐利行为受惩罚的风险降低。”赵德余说。

　　捷径心态的中国标签，还可以从历史传统中去找答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遵循更多的是软性的伦理，而非刚性的规则。再加之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农耕社会，农民往往自给自足、“散状”居住，没有经过大工业社会的严格训练，缺少纪律性和规范认同。“这种性格特点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仍有体现。”

　　社会转型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地带以及新生领域，也为走捷径提供了便利。“现代社会的许多领域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虽然有规章，但是真正建立规则、令民众认同却耗时耗力，属于转型时期的阵痛表现。”有专家如是说。这一看法，得到了周运清的认同，爱走捷径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行为心理，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我们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凸显了这一问题。

　　不管是本性之因，还是传统之由，或者是“时代病”，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看来，都不足以完全解释走捷径的生成机理，“这种心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某些领域权大于法。”如果规则的制定者都不照章行事，自然就会“上行下效”，民众规则意识的欠缺只是连锁反应。

　　解

　　引导民众明晰价值观

　　拓宽渠道强化监督力

　　“走捷径、用潜规则行事，必然导致社会沟通效率低下。”郭于华认为，捷径心态的蔓延，堵塞了满足需求的正常渠道。人们的是非观开始颠倒，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规则因此失灵，容易让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除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陈步雷更担忧民族的创造力因“山寨”等走捷径的行为受到抑制，“看似个人得到了方便，影响的却是全社会的效率与长远发展。”

　　把民众从非正常捷径拉回到正常的规则体系内，已迫在眉睫，该从何入手？

　　个人价值观的重建将是整个求解之旅的第一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认为，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与规则意识培养很有必要。

　　“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成本高、见效慢，事实上，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去建立相应的教育机制乃至体制，从一点一滴的实事做起。”周运清说，“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需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信心。”

　　在进行观念引导的软手段之余，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法律约束等硬改造。“走捷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规成本低甚至没有成本，如果将成本增加到超过回报的高度，就能有效遏制这个趋势。”有专家坦言，新加坡的城市文明高度在一定意义上是“管出来”的，政府通过重罚违规行为，有效挤压了走捷径、潜规则的生长空间。

　　有专家认为，光是制定法律、规则还不够，还要考虑到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与可操作性，更要强调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比较而言，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权力的过度集中便会导致“寻租”行为，同时开辟出无数有形或者无形的捷径。在中国的社会构架中，公权力部门因为手握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的大权，成为许多捷径的“枢纽”。有专家建议，现阶段应当继续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让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处于公众和媒体的视线之内，如此，就能斩断捷径网络之中的“交通要道”。

　　但一个现实的难题是，捷径随处可在，有的可见，有的却很隐蔽。为了对这些行为形成“鹰眼”监督，赵德余建议加强网络信息的渠道建设，降低监控成本和对不合法行为的举报成本，通过信息的逐步公开与对称，加强整个社会的监督力量。

　　“让整个社会都参与监督，监督者在监督过程中可以形成自律意识，被监督者敬畏监督者手中的监督权，也不敢任意行事。”赵德余说。

　　（实习生王雨琦、莫梓芫对本文有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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