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凝聚人心 专家:财产公开加速推进时代已到来

改革重启人心。相对其他某些更具现实难度的改革选项，官员财产公开恰是最可凝聚人心响应民意的改革举措。以此为开端，我们乐见一个财产公开时代的全面到来，从制度破冰到公众理性参与，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从舆论呼吁到上下合力，财产公开方能行稳致远。

中国人对于财产公开之类的话题，原本不陌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诸葛亮在《自表后主》中的这段话，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官员财产申报。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时至今日，财产申报制度仍未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少人对这个国家、这个政党希望看到更多的变化。变化藏在细节里。在2012年的岁末，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中央领导家庭信息的公开，看到了众多高级官员关于财产公开的明确表态。

公众盼望深度推进官员财产公开

新的迹象让人感慨，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加速推进财产公开的时代已经到来。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关于财产公开的新闻事件与细节，都能引起公众巨大的共鸣，每一次公共舆论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都透露着公众对官员财产公开深度推进的共同盼望。

现代经济学分析认为，制度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制度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博弈。从曾经被誉为“破冰”之举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申报，到被誉为“最彻底公开模式”的湖南浏阳，再到制度破冰、地方探索样本的浙江慈溪、宁夏银川，上述这些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探索，无不经历了从声势浩大到寂寞无声的发展曲线。社会要前行，改革依然是不二选择。正如李克强副总理所言：“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怎样向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之处不仅在于我们有没有破浪前行的勇气，还在于我们有没有发现并且解决复杂问题的当代智慧。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崎岖难行，如果简单归咎于遇到的阻力太大，结论就未免流于简单。一项深入触及利益调整的制度革新如何保持其持续性不受意外情况的影响显然是个挑战。如果缺乏自上而下的推进，如何应对来自体系内部的压力就成问题。简单言之，即使一名正直清廉的官员愿意公开财产，在权力体系内部目光的注视之下，这种“拿自己开刀”的行为也注定只能是小概率事件。

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难以持续、缺少稳定之下，加强制度供给就成为必然之举。因此，如何在全国推进干部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特别是中高层领导的财产申报制度，成为财产公开能否落实的关键所在。在具体的操作路径上，我们不难找到有借鉴意义的国际参照，例如同为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深厚、家庭观念较重的韩国，其财产申报制度的一大特点是配偶及直系亲属的财产也必须申报，以避免财产转移或亲属腐败。更重要的是，让公众广泛参与进来。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是管好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

唤起民众对于财产公开制度的信任

财产公开制度的具体推进，不仅是政府的事，不仅是权力体系内部的事，更不能只是少数权力精英单向度的意愿、尝试和冒险，它理应成为所有人的事情。因为，缺少公开透明的公众监督，任何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更重要的是，人们一方面希望有更完整、配套以及全局性的制度推进，另一方面在过去经历的诸多观望中，潜在的失望导致人们参与其中的热情逐渐消解而漠然，以致一些地方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后，出现“零投诉”、“零举报”现象。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唤起民众对于财产公开制度本身的信任。

而令公众广泛参与的最有效保障，是财产申报公开的法治化推进。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必须明确官员财产除了向社会公开外，还要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以及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但是，改变不能止于此，还要让公众看到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才能进一步增强公众的信心。

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进、成型到稳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充斥着权力与法律、官员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但改革呼声日益迫切之下，官员财产公开其实已经如箭在弦。博弈并不可怕，变革的本意，正是在各方充分理性博弈的基础上，打破社会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猜测与陈见，由此修复官场生态，强化政府公信力。更重要的现实价值，即为当前公众的网络反腐情绪提供制度化的出口，避免集体情绪裹挟下的反腐伤及无辜。要强化社会信任，官员唯有自我正名，也唯有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化，官员的声誉与隐私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改革将重启人心。相对其他某些更具现实难度的改革选项，官员财产公开恰是最可凝聚人心响应民意的改革举措。以此为开端，我们乐见一个财产公开时代的全面到来，从制度破冰到公众理性参与，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从舆论呼吁到上下合力，财产公开方能行稳致远。

作者郭 军  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开发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