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称我国九成陆地边界已划定 总体形势稳定(2)

　　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希望把中缅边界问题作为突破口，为解决其他边界问题开个好头。周恩来亲自抓中缅边境谈判问题，他三次穿缅甸民族服装访缅，为谈判营造友好的环境。

　　中缅顺利达成边界协议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短短四五年时间里，中国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其他五个国家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涉及到历史、法理、民族、国民感情、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解决起来并非易事。虽然中国一直坚持和平谈判的原则，却未能避免和周边国家因边界问题发生军事冲突。

　　中印边界是历史遗留问题，纷繁复杂。全长1700余公里的中印边界分东、中、西三段，最具争议的是东段，也就是历届中国政府均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1953年，印度占领了“麦线”以南大片中国领土。中国谋求和平解决，遭到了印方拒绝。1962年，印度推行“前进政策”，在边境发动武装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后，重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1964年，中国和苏联启动了首轮边界谈判，并未缓和从60年代以来边境的紧张局势。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地区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中国前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周晓沛对媒体回忆，同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两国总理谅解。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越南就陆地边界展开谈判，其后因为军事冲突而中断，直到90年代才重启和平谈判，并在1999年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在陆地边界问题上中国和邻国发生过冲突，但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原则，最终解决问题都是通过外交谈判实现的。

　　坚持原则与灵活创新

　　国际形势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或者地区格局产生深刻调整的时候，往往会给解决边界问题带来一些曙光和转机。我们需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

　　边界涉及到一国的核心利益。边海司副司长欧阳玉靖2月初在国际在线和网友进行交流时说，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尽早解决，中方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开拓创新。

　　欧阳玉靖有着丰富的边界谈判经验，参与过中(苏)俄国界协定谈判、中塔边界划界谈判等。在谈到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积累的经验时，他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和国际形势、地区格局密不可分。

　　“国际形势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或者地区格局产生深刻调整的时候，往往会给解决边界问题带来一些曙光和转机。我们需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

　　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长达76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变成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这意味着中国的边界谈判对象由一个变成了四个。中国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陆续完成了边界的划界和勘界工作。

　　边界问题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在讲历史法理的同时尊重现实利益，努力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在和缅甸进行谈判时，不平等条约规定的“1941年线”成为中缅谈判中争议最大的问题。“1941年线”是抗日战争时期英国逼迫当时中国政府划定的中缅南段一条边境线。周恩来总理认为，如果中国废弃旧条约，会使人觉得历史上所有划界条约都可以改变，使得四邻不安，但两国可以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以照顾到双方利益。最终达成的协议是：缅甸把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中国政府把英国“永租”的猛卯三角地移交给缅甸。

　　胡德坤教授对本报记者说，新中国边界政策是从在与邻国谈判解决争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体现了和平协商、互谅互让、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在处理边界事务上也在走向机制化。

　　5月初，持续20多天的中印军队边境“帐篷对峙”在印度外长访华前和平收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印度问题专家马加力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印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建立了多种渠道和沟通机制，外交渠道和边防会晤使得对峙事件趋于缓和。

　　胡德坤认为，中国对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发展营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近年来，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在和邻国和睦相处的同时，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