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遇袭案幸存者：下意识低头躲过子弹

　　张京川依旧沉浸在极度的疲惫与悲痛中。6月23日，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以下简称“南伽峰”)，43岁的昆明市五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务员张京川，目睹好友杨春风、饶剑锋在武装袭击中遇难，自己则死里逃生，成为此次遇袭事件唯一幸存者。

　　在将杨春风的遗物送回乌鲁木齐后，张京川回到家乡昆明。6月27日上午，张京川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几度哽咽。但他表示，登山爱好者不要因为发生一次这种事情，就停止自己的脚步。登山是战胜艰难困苦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只有受到很多艰难困苦的洗礼，他才能更加弘毅。而越艰难险峻，越能体现出登山人的自我价值。

　　“听到枪声，下意识低头躲过子弹”

　　齐鲁晚报：遇袭之前你们正在做什么？

　　张京川：我们是6月8日到的伊斯兰堡，坐车到了一个城镇，再徒步近三天到达南伽峰，随后到达海拔4400多米的前进营地进行适应，这里的海拔比大本营还要高900米。前进营地有二三十人，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安扎帐篷。事发当天，一支登山队离开了前进营地，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因而避开了这次恐怖袭击。

　　齐鲁晚报：武装分子当时是什么装扮？

　　张京川：这个涉及到案件的一些细节，具体的我不能透露，只能说他们全部都拿着冲锋枪，全副武装，全都蒙着头。

　　齐鲁晚报：遇袭时的情形怎样？

　　张京川：6月23日凌晨3点半(指北京时间)左右，一伙武装分子闯进了营地，把每一个队员直接从帐篷里揪出去，捆绑，然后索要财物，进行摄像，最后进行枪杀。

　　齐鲁晚报：您也被击伤了？

　　张京川：直到获救后去医院检查时我才发现，头皮被子弹擦伤了。当时，几乎是听到枪声的一瞬间，我下意识低头躲过了子弹，也就是1秒钟的时间。之后我趁乱“撂倒”了旁边的袭击者，挣脱绳索，拼命狂奔，跳到营地外一个30米的深沟里，脱离了被枪杀的险境。40分钟以后我匍匐潜回营地，穿上棉服、高山靴，带上冰爪，并找到了卫星电话，打电话给国内的同事求救。

　　齐鲁晚报：您是如何躲开武装分子追捕的？

　　张京川：我拼命地奔跑，“之”字形地奔跑，侧翻，然后奔跑。

　　齐鲁晚报：这和您在部队里学到的技能有关系吗？

　　张京川：与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直接关系，用“之”字形的跑动方式可以避开子弹的扫射，加上地形的掩护，就能跑出去。但我能成功逃脱，只能说是有运气的成分。

　　齐鲁晚报：您当过侦察兵？

　　张京川：我曾经在武警部队服役，但不是侦察兵，我学的是军事指挥专业。我认识他们的武器，对他们的军事素质，包括持枪的姿势——袭击者的枪都挂在脖子上，这样的持枪方式只能扫射，不利于瞄准——都作出一些评估，这让我能够迅速作出判断并逃脱。

　　“没想到救援飞机来得这么快”

　　齐鲁晚报：打完求救电话后，您为何不下山而是往山上跑？

　　张京川：因为上面相对安全。第一，我想找到信任的登山队员，和我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对付下面可能发生的危险。第二，我到高的地方，因为武装分子没有冰爪、高山靴，不能在冰雪的地面很自如地做动作。

　　齐鲁晚报：救援飞机什么时候到的？

　　张京川：打电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当地时间1点3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4点35分。巴基斯坦特种部队的第一架直升飞机落下时，大概过去了9个多小时。直到看到第二架直升飞机落地，我才现身。

　　齐鲁晚报：真是劫后余生！

　　张京川：我没想到救援飞机来得这么快，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幸福，就是你背后有很强大的国家，说这些话我绝没有一点惺惺作态。

　　齐鲁晚报：救援来得非常及时。

　　张京川：对一个瑟瑟发抖、等待救援的人来说，能尽早脱离险境的心情，大家可能没法设身处地地理解。巴基斯坦特种部队直升飞机到了大本营，把我送到了军营，又用专机把遇难者的遗体一起送到了伊斯兰堡，中国大使馆人员、外交部人员和公安部人员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杨春风是最好的登山家，他没有任何财产”

　　齐鲁晚报：您匍匐回营地时曾冒险爬到老友身边，是不是还期待能有奇迹出现？

　　张京川：(哽咽)2012年7月，我们三人一起成功登顶乔戈里峰(国外又称K2,世界第二高峰)。在登山过程中很艰苦，登过一次高峰就成了“战友”。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我只能把他们记在心里。

　　齐鲁晚报：杨春风还是您登顶珠峰时的向导？

　　张京川：我和杨春风非常谈得来，他每年都到我昆明的家中住至少三周以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齐鲁晚报：杨春风的家人还好吧？

　　张京川：杨春风可能是我国最好的登山家，但是他没有任何财产，离婚16年了，儿子一直由父母和妹妹抚养，父母年老，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很多人想通过我向他的家人捐款。他妹妹为他儿子开了个账号，大家可以捐款，力所能及地帮帮他们，开户名：杨起云，账号：6217858300006982376,开户行是中国银行乌鲁木齐石化支行，他妹妹杨春亚的电话是13139881103。

　　齐鲁晚报：杨春风是职业登山家，他是怎样教育儿子的？

　　张京川：杨春风本人一直不管儿子，儿子从懂事起一直由杨春风的父母和妹妹带。他曾说过：“我不用给儿子留下任何物质遗产，只要让他知道他爸爸是位英雄。”杨春风认为他给小孩的精神财富要大于一切。

　　我不赞同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还是得陪在孩子身边。也许他比我更洒脱，比我更有境界。

　　“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就停止脚步”

　　齐鲁晚报：有读者疑问，您是全职公务人员，怎么会有足够的费用和时间去登山？

　　张京川：这次我是和单位请了2013年的公休假，我工作23年，有15天的公休假。至于费用，都是我通过自己的关系或者其他朋友筹集资金，但这次登山的费用全部是由我自己承担的。

　　齐鲁晚报：您遇袭时求救电话先打给了同事，而没有打给家人，是怕家人担心？

　　张京川：我们在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会选择拜托给朋友，对自己的妻子或亲人不能说这些话，他们会受到太大惊吓。这两年里，我已经和死亡有过多次“亲密接触”，所以对家人有着深深的歉疚。

　　齐鲁晚报：您以后还会进行登山运动吗？

　　张京川：这个情况我现在不能回答，只能说我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会对家庭负责任，对朋友、亲人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至于是否再进行这一类的活动，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齐鲁晚报：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您对登山运动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张京川：我觉得这个事件和登山本身的危险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是恐怖分子选择一个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地方策划的事件。如果我们旅游途中在酒店或在集市，也有可能遭受这些危险。不能说是因为去登山，就会碰到恐怖分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这次不去登山，就可能避免这个危险。

　　齐鲁晚报：这次事件可能会影响到登山爱好者的热情吗？

　　张京川：一个人只有在自己身体允许范围内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然后从中得到愉悦，这个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对广大户外爱好者、登山爱好者来说，不要因为遇到恐怖袭击这种事情，就停止自己的脚步。去磨炼自己，愉悦自己的身心，为我们拥有强大的体魄打好坚实的基础，你就已经成功了。

　　“越艰难险峻越体现登山人的自我价值”

　　齐鲁晚报：您说过和杨春风是有共同理想和梦想的知己，共同的理想、梦想是指什么？

　　张京川：我们觉得登山不仅是体现自我的一种状态，也是弘扬一种勇敢的精神，是战胜艰难困苦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只有受到很多艰难困苦的洗礼，他才能更加弘毅。

　　齐鲁晚报：你们也推动了国内登山运动的发展。

　　张京川：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带动整个国家的登山运动，通过我们的践行促进国人对登山的看法，尽量加入到这个队伍里，强健自己的体魄，振奋自己的精神。

　　齐鲁晚报：南伽峰有“杀人峰”之称，据不完全统计，它曾吞没了数十位登山爱好者。你们为何会选择去那里？

　　张京川：这座山的攀登难度在乔戈里峰之后排在世界第二，但死亡率在乔戈里峰之前，一直没有中国的业余登山者成功攀登过。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联手攀登这座山的意义所在，我们想创造中国民间的一个足迹。

　　齐鲁晚报：是不是越危险难爬的山，越能吸引你们？

　　张京川：经过无数次的登山历练，我们已经把登山的艰难险阻当作自己克服困难的一个标杆。只有顺利克服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你才能让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越艰难险峻，越能体现出我们登山人的自我价值。(深度记者 肖龙凤 发自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