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陕西贩婴案：为何医生一句话能决定婴儿命运

　　最近一段时间，“陕西富平贩婴案”敲打着公众的神经。

　　作为妇产科大夫的张淑侠，将患者的婴儿进行贩卖，恶行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也挑战着公众的承受力。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事件正在逐渐降温。但是，痛定思痛，这一个案透露出不少细节，而这些细节又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家长为何放弃有先天缺陷的婴儿？魔爪伸向熟人为何能屡屡得手？为何医生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婴儿命运？

　　作为个体，张淑侠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作为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亡羊补牢，谁也无法保证不会有下一个张淑侠出现。

　　1 亟须建立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缺席的社会保障：家长为何放弃有先天缺陷的婴儿？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新京报：为何一些家长不愿意抚养有缺陷疾病的婴儿？

　　唐钧：一个婴儿出生了，如果他(她)带有先天缺陷或疾病的话，就意味着父母和家庭要源源不断地在他(她)身上投入大量的金钱。尽管如此，要想让这些缺陷儿童康复到与正常的孩子相同的水平，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中国不少低收入家庭来说，这样的负担可能使得他们看不到前景。加上一些医生欺骗家庭婴儿患有传染病，这对于知识文化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都十分有限的农村家庭来说，几乎相当于告诉他们孩子已经没救了。所以，放弃有缺陷疾病的婴儿，几乎成了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

　　新京报：那么，社会保障层面有没有专门针对患有先天疾病儿童群体的救助措施？

　　唐钧：由于刚出生的孩子没有投保，自然就没有医保。而目前的低保，对于患儿并没有特别的保障措施。另外，对这些孩子的治疗和抚养，都不是通过低保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低保只能保障最低生活水平，并不能负担先天患病残障儿童的治疗费用，这些压力仍然集中于患儿家庭身上。

　　退一步来说，就算投有医保，可是新农合医保目前来说只能报销50%，而且只能是规定范围内的医药费用。而对于先天有残障疾病等问题的婴儿来说，很多治疗方案和医疗康复的费用都是在医疗保障规定范围之外的。

　　新京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唐钧：在儿童医疗福利保障上，目前国内是有缺失的，亟须建立一个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由于我国基本没有相关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所以先天残障儿童的所有治疗花费只能参考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大部分的压力都集中在家庭本身。对于富平贩婴案中的农村家庭来说，这种压力可能是难以承受的。

　　而在国外，有着十分明确的儿童福利制度。像这样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可以怎样来治疗，如何来抚养，国家是有清楚规定和明确保障的，而不是仅仅由父母和家庭来承担其全部治疗费用和抚养责任。

　　3 应尽量满足患者的知情权

　　失灵的医院规定：为何医生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婴儿命运？

　　郑山海(煤炭医院医生)：

　　新京报：作为医生，张淑侠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婴儿命运，似乎看不到医院的影子。你怎么看？

　　郑山海：这种事情的发生，固然有当事医生道德品质低劣的个人问题。但在医院这样的大环境中，居然能让这样的事情，用一种类似于公开的方法出现，说明医院的管理存在很多问题。

　　在医院相关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医生”就成了“医院”的代名词，家长是无从核实的，尤其是在“熟人”的面前。

　　新京报：你说的制度缺失，主要指什么？

　　郑山海：首先一点，患者缺乏基本的知情权。目前我国医院普遍实施的方法是，在很多医疗操作过程中，要求患者家属全程回避。这种回避的初衷是减少患者家属对医疗环节的干扰，保持医疗环节的清洁。但这在客观上剥夺了患者家属对医疗环节了解的机会，这为一些医生进行违规操作创造了条件。如果，我们国家也能像西方很多国家那样，让患者家属全程陪同孕妇生产，那么，像富平县这种欺骗家属“孩子畸形”一类的事情就没有机会发生。

　　新京报：类似于张淑侠的情况，一般医院有制度进行约束吗？

　　郑山海：据我所知，不少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比如，为了“成功”将婴儿伪造成残疾孩子，当事医生对许多记录进行了篡改，这体现了医院在管理方面的巨大漏洞。

　　医疗记录必须保持真实，从医疗管理制度上，也对修改医疗记录的行为有诸多限制，但当事医生却能堂而皇之地将相关的医疗记录进行篡改，为当事医生行骗家属创造了条件。这种拿制度当儿戏的现象，在我国的医院中并不少见。这说明，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还缺乏一个严密的执行流程，相关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监管，致使很多制度只能流于形式，甚至变成一纸空文。

　　新京报：一个即将出生，或刚刚出生的婴儿是否健康，该如何界定？

　　郑山海：应该说，一个才出生的新生儿，都来不及到属地派出所登记，在管理上容易形成空白，为医生和家属轻易决定孩子的命运留下了空间。并且这些孩子的去向常常没有一个严密的登记流程。假如，对于家属放弃的新生儿的流向，能有一个登记制度，像本案例中医生将家属“放弃”的新生儿卖给他人，就会存在障碍。

　　新京报记者 陈白 高明勇

　　2 “杀熟”背后是高昂的社会信任成本

　　“杀熟”的社会心理：魔爪伸向熟人为何能屡屡得手？

　　熊培云(南开大学副教授)：

　　新京报：为什么张淑侠“杀熟”屡屡得手？

　　熊培云：“杀熟”现象当然不是现在才有，古往今来都有这样的案例。只不过这一案件情节特别恶劣，才让人们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在熟人面前，人们很容易会放松自己的警惕，防范度会更低，其犯罪成本也会降低。

　　从个人心理角度上来说，在遇到事情时，一般中国家庭会选择的解决逻辑是首先寻求亲友的帮助，再往外推至朋友，最后才会想到寻求制度机构上的支持。这与中国的文化传承不无关系。农业社会立足于血缘和生活距离的亲疏建构熟人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特别是还保留有熟人社会特质的小县城和乡村。人们长期以来并没有相信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习惯，而更愿意相信身边的“熟人”。

　　新京报：“杀熟”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熊培云：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提到，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由于贵族的出逃和移居，底层民众之间弥漫着一种被抛弃感。这种大众的被抛弃感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高昂的社会信任成本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依靠人际关系所形成的“人情”契约来各自为政，而对人际关系外部的机构组织力量存有疑虑。处于“被抛弃”心理设定之中的底层民众，他们一方面对公共权力并不信任，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处处希望通过“人情”、“关系”等私人领域的处理办法来获得保护和帮助。

　　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并存的时期，该信任的得不到信任，该怀疑的却又缺少怀疑，这才使得张淑侠有机可乘。

　　新京报：除了张淑侠的个人因素，“杀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

　　熊培云：这实际上是三方责任缺失的结果。只要医院、医生、父母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担起责任，这一悲剧就不会发生。虽然不能说医院是参与“集体作恶”，但其在监管上的疏忽就事实上帮助了张淑侠的犯罪。

　　另一方面，受害的父母是既可怜又可恨的。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丝毫没有责任心。仅仅是出于对熟人的信任就丧失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和怀疑精神，愿意让医生代为“处理”自己的孩子。“处理”这个词本身是很可怕的。在希特勒时代，对犹太人的迫害同样使用的也是诸如“处理”、“解决”这样的语汇来掩盖背后的杀戮。

　　对于社会保障缺乏所致的难以抚养病残孩子的恐惧其实已经是后话，在当时家长能够当机立断做到一眼都不看孩子，就交给医生“处理”是极为冷漠而不负责任的。对于父母来说，作为熟人值得信任的医生帮助“处理”先天不足的婴儿，他们在心理上便获得一种道德上的缓冲，能够将罪恶转移，让别人来代行恶，从而获得良心的安宁和责任上的豁免。

　　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因一些恶性事件撕裂的社会信任亟须修复，需要每位公民都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尽管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否则，每个人都将为高昂的社会信任成本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