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半受访者称政治体制改革难度大 容易率先突破

　　社会体制改革中的“硬骨头”

　　中国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相比较于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还是滞后的。社会体制改革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领域，包括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也包括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的体制改革，这些领域一直在进行，但现在已成为中国整个改革事业的新重点。

　　●收入分配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消除灰色收入，监管和调控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形成劳动者报酬正常增长的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改革：农村社保如何完善；社保基金“空账”窟窿怎么补；该不该延迟退休。

　　●利益协调机制改革：如何减少上访的人数和频率；法律援助机构能否成为信访的“第二窗口”；如何减少极端社会事件。

　　●事业单位改革：打碎“铁饭碗”不容易；干好干坏如何不一样； 绩效工资如何实施。

　　●教育改革：异地高考改革；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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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与路径

　　即将召开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更加坚定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将有重大突破。

　　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社会各界改革愿景调研报告》2013年1月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7.4%的受访者认为政治体制是最紧迫的改革领域，而选择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占比分别为33.8%、13.8%、7.2%和3.8%。同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4.4%)认为改革难度最大的领域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占比分别为20.9%、10.8%、6.2%和3.2%。所以，社会体制改革是公众认为中等难度和中等紧迫的改革，比较容易率先突破。

　　社会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报告提出的全面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设计好，才能够实施好。未来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一样重要，既需要独立设计，又需要协同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需要以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为目标，以培育社会对话主体为基础，不断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实现社会领域多元主体(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等)良性博弈，最大限度地维护好、保障好、实现好人民的社会权利，最终建设好社会主义人民社会。

　　切实从内部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外部加强社会建设

　　进行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我们首先必须厘清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厘清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和相互作用，切实从内部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外部加强社会建设。

　　一方面，要处理好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面对社会公共问题，市场机制与社会可以共同行动与相互促进，协同共治，共同发挥它们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社会可以有效弥补市场自身的局限和不足，约束和监督市场机制的运行，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部分社会公共问题。在市场主体与竞争机制的支持下，社会的力量也将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整体看来，政府和社会存在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关系。社会在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方面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许多社会公共事务不宜由政府插手，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各种有利措施增强社会组织的力量，调动其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不简单地照抄西方国家的社会体制模式

　　要从国际视野看社会体制改革，不仅要看清社会革命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同时要看清社会体制改革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不简单地照抄西方国家的社会体制模式，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基本出发点。

　　首先，社会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从国家社会向组织社会转变。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下，我国形成了传统的社会体制模式，造就了“国家—人民”两重主体的“国家社会”。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要求国家与社会在观念上和实体上相对分离，实现从国家社会向(社会)组织社会的转变，形成“国家调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动员人民”的“国家—(社会)组织—人民”三重主体的“组织社会”，这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其次，社会体制改革要适应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从零敲碎打向系统推进转变。社会体制改革不同于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不会改变一国的社会制度与国家体制，因而要敢于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大力发展和完善与市场、政府“三足鼎立”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社会体制改革不能总是修补式地亡羊补牢，零敲碎打的社会体制改革应该结束了，现在到了系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时候，必须总体上设计好既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套，又自成体系的社会体制改革。

　　认清挑战和机遇，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认清我国社会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不失时机地有效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给科学发展实践提供另一个层面的有力保障。

　　我们认为现阶段面临九个方面的重大挑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空间发展的不均衡、巨大流动人口的无根状态、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趋势、人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网络社会的传播、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失范引发风险、老百姓对懈怠改革很担忧。与此同时，还存在八个方面的重大机遇：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要求、改善民生的新要求、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探索、社会组织地位的初步确立、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社会各界对推进改革充满期待。这些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体制改革紧迫性和方向性的认识。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我国社会各界改革愿景调研报告》在2013年1月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少受访者担心改革成为一个口号。有人说，过去政府也一直说要改革，但总是“说的多，做的少”，“雷声大，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对改革能否取得实效心存疑虑。还有人担心改革被泛化、虚化，甚至被利益集团所利用，打着改革的旗号，“改革别人，发展自己”，成为逐利的工具。因此，必须坚持改革红利轮，毫不动摇、毫不懈怠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

　　有的放矢，决不搞花拳绣腿

　　准确判断、分析我国社会体制的现状和问题，把握现阶段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质，决不搞花拳绣腿，实施有的放矢的社会体制改革。

　　我国社会体制形成经历了五个时期，分别是过渡时期社会体制、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体制、社会体制被动调整时期、社会体制改革主动探索时期和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进入的社会体制改革深化时期。

　　目前我国的社会体制架构为“两基四纲多维”模式，所谓“两基”是社会体制建设的两个基础性目标，即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四纲”是指构成社会体制的四个基本体制机制，包括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多维”是指支撑起四个社会体制领域的多种结构性设计要件。

　　尽管和过去的社会体制相比，近年来的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体制框架仍不完善。首先，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存在惯性依赖，旧有的体制因素仍然保持着制度惯性，继续影响着社会管理体制的运行，不同管理主体之间的“错位”、“缺位”、“越位”现象频发。第二，社会风险调控机制不健全，社会管理工作呈现出“后置管理”状态。第三，社会力量的社会参与深度和广度不足。第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高，分配机制不合理。第五，社会保障制度结构“碎片化”问题严重，财务可持续风险凸显。这些社会体制方面的障碍和问题是我国进一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原因和内生动力。

　　以长看短，搞好总体规划

　　要以长看短，在明确社会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历史任务的基础上，搞好总体规划。

　　社会体制的基本元素主要有参与主体、参与行为和体制目标，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行为主要体现为提供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和化解社会矛盾等，体制目标主要是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和实现共融共生，三者共同构成社会体制的逻辑整体。

　　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体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和一个保障体系，微观层面社会人和家庭是基础，中观层面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是纽带，宏观层面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调控手段，社会领域的法律和秩序是重要保障。

　　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其主要特征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制度构建理念，城乡居民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以政社分开为核心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实现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善治格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政府切实履行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责，公众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务，自治和他治协调配合，法治保障坚实有力，体制内单位发挥积极作用。到2030年全面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相一致的社会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完善，社会组织有序发展，人民个人权利意识显著增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基本建立。

　　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党委的方向管理，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以群众权益保障为重点，坚持自上而下推行和自下而上创新相结合。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有，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健全社会诚信机制。

　　科学设计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根据目标和任务，科学设计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确保社会体制改革循序渐进，不走弯路。面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社会(善治社会)，社会体制改革应着眼于促进社会进步、维护社会稳定、优化社会结构、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四大基本取向，以理顺政社关系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实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的双线推进策略，通过公共投入高效化、服务管理科学化、资源分配公平化、参与主体多元化四轮驱动，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局面。

　　四大基本取向：一，社会进步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实质在于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自由不是一句口号，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权利的实现、维护与发展。作为“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的“实质的”或“实持的”自由，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

　　二，社会和谐稳定是社会治安环境良好、社会成员关系和谐、社会运行总体平稳的状态。社会和谐稳定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也是调整社会结构、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方向。

　　三，社会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利益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其中，阶层结构在各个维度的社会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

　　四，社会发展方式是社会建设中不同社会主体的分工，推动社会进步的各主体的位序和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目标是社会和谐稳定，最终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如果说经济体制是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涉及政府、市场、企业、消费者这一组概念的话，那么社会体制显然是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的则是政府、社会、社会组织、人民这一组概念。这样，参照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规制，也应该有宏观社会管理和微观社会规制。其中，所谓宏观社会管理是对社会运行的监测和调控、对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社会进步的促进。所谓微观社会规制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和标准，确保社会组织和人民等微观社会主体的正常活动。从这样的框架来观察，公共服务只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以及一部分微观社会主体从事的活动；维稳只是监测调控社会运行的一个目标。

　　从社会体制改革的技术路线设计来看，一方面，在明确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两条主干道以后，还需要进一步扩展、细化为更加具体的路径，以对接操作层面的具体领域及措施；另一方面，在路径上前进所需要的驱动力，需要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相对应，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改革目标。

　　四轮驱动：一，公共投入高效化：创新政府社会建设公共投入模式，加大投入力度，优化投入模式，准确识别和对接群众需求，显著提高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和可及性，大幅提高投入的质量、效益和满意度。

　　二，服务管理科学化：处理好服务、管理、管制、管控的关系和侧重点，寓管理于服务，以服务促管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着力整合资源和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引导服务管理重心下移、重点前置、费随人走。

　　三，资源分配公平化：合理兼顾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全面调节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促进阶层向上流动，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推动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变。

　　四，参与主体多元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建设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从单中心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从自上而下向多向互动转变，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向整体协同、协调共进转变。

　　完善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

　　完善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确保社会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同时有效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

　　社会体制改革是系统性、阶段性极强的综合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多方参与、共同配合。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为确保社会体制改革各项重点领域目标性架构的实现，应推动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相关领域的创新和改革相互配合，从整体社会文化氛围、政策法规体系、基层社会民主基础、行政体制改革、社会公共投资模式等方面同时推动改革、全面加以配套，最终对社会体制进行合理改革和科学引导。

　　(杨宜勇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