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谈财税体制改革：希望政府规范征税

　　百姓关切

　　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被称为最难啃的“硬骨头”。

　　分税制改革推行近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它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现在的问题是，事权与财权不协调，中央的事少钱多，地方的事多钱少。

　　诸如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也面临经费问题，资金从哪里列支？企业家们也在诉苦，税负高，“一是帮银行干，二是给国家干”。如何协调这一系列问题，都给财税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改革布局

　　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翁礼华：

　　财权与事权要匹配，税收与经济相协调

　　在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是重要事项之一。

　　在我看来，财税改革分两块：一是财政，既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财力关系，又要处理好财力分配中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的比例关系；二是税收，既要处理好国家税收与经济稳定发展的关系，又要让各行各业都有利可图，从业人员收入持续增长。

　　我国现行财税体制奠基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中央财政困难而启动的。近20年来，分税制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8%左右，中央财政也从1992年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长期保持在53%左右的水平。

　　经济学认为，任何经济政策时间一久都会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问题，财政税收也不例外。现在的问题是事权与财权不协调，中央的事少钱多，地方的事多钱少。中央本级只需全国财政收入的20%，却掌握着53%的财力；地方需要80%的财力，手中却只有47%的财力，于是就只好“跑部进钱”。

　　这次改革，要么中央上收事权，把那些外部性很强、跨地区的部门经费上划，诸如：法院、检察院、食品药品监督、环境保护。这样，中央财政必须增加编制，设立地区性的支出管理机构，不少发达国家都有先例。要么中央下放财力，增加地方税收留用比例，如增值税可以从中央75%降为60%，地方从25%增加为40%。

　　至于税收，地税局的主体税种是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6%；国税局的主体税种是增值税，占40%(其中入库时四分之一分给地方)。现在营业税要改为增值税，地税局不但失去了主体税种，由于企业的所得税也要随流转税(即营改增)征收，地税局将会失去一半左右的收入，地税局也就半失业了。

　　因此，这次改革一定要让地税局重拾主体税种，因为地方自己收的税自己使用是最有效益的，通过转移支付环节就会损耗，甚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寻租、腐败。这次改革可以考虑让地税局征收财产税和消费税。财产税主要是原由国税局征收的车船购置税和尚在酝酿中的房地产税，消费税主要是将那些原来在工商环节征收的奢侈品消费税改为由地税局在零售环节征收。遗产税也可以考虑由地税局征收，因为地税局作为地方税务机构，土生土长便于掌握遗产信息。

　　分税制改革近20年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不但提高了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使国家的国力大为增强。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实体经济的税负太高，不少企业利润远远低于上缴给国家的税收，以至于有企业家说：“一是帮银行干，二是给国家干”。如果能够把增值税和所得税降低若干个百分点，企业的盈利水平将会大幅度提高，这样通过提高职工收入，扩大内需也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

　　财税改革方向已定，利好浙江发展

　　关于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这次全会公报的提法很明确，关于改革的路径也很明晰。

　　第一个方向，税收和预算立法。目前有些政府在征税和税收开支上有些不透明，不恰当地干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通过此项改革，政府必须依法收税、透明开支，这在一定程度也清楚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二个方向，关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匹配。目前的税收体制一直沿袭20年前的分税制，这种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但现在弊端已经渐渐暴露出来——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太统一。目前中央财权太多，导致地方政府财力相对不足。除了经济建设外，各地社会发展的任务越来越重，医疗、养老、社保等基本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这种形势下，既要保持中央有一定财力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又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在税收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第三个方向，关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三中全会前已经出台很多政策措施，比如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政府和企业在收入、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做些调整。接下来希望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税收杠杆调节政府和企业两者的关系。

　　改革方向已定。对于浙江来说，有相当的利好。浙江经济发展走在前列，社保体系等民生领域建设也比较好，但近十年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净流入，社会发展面临很大压力。因此，浙江迫切需要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调整，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另外浙江民营企业众多，通过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企业的经营环境也会更加好转。

　　宗庆后：希望政府规范征税

　　娃哈哈集团掌门人宗庆后一直紧盯着三中全会的进程，财税体制改革更是他持续关注的问题。

　　“税收的问题关系到每个人每个企业，从而影响经济的全局和发展。”宗庆后说，他对财税体制改革有两个期待：一是给企业和个人减税免税；二是在政府层面，能规范征税、改进预算管理。

　　“发展经济要靠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宗庆后说，做实业的企业是税负压力最重的，去年娃哈哈销售600多亿元，上缴税收50多亿元，而像娃哈哈这样的大企业还算好，中小企业日子就紧巴了。

　　浙江省改革和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实体经济领域的税费确实是比较重的，要警惕税收征管的过度加强。”

　　企业整体税费水平偏高、税种过多，会引发一连串的后续反应：直接影响是企业不堪重负，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更是举步维艰，自身无力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也无力给员工加工资，个人则无力去扩大消费改善生活。

　　“因此结构性减税，给企业减负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宗庆后说，“其实仔细算算，(减税)这笔账很划算。企业效益好了，市场搞活了，经济上去了，个人收入也提高了，内需真正拉动了，税基扩大了，国家的税收总体上也不会减少。”

　　对于此次全会中提到的透明预算、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宗庆后也很期待。

　　“目前各级政府普遍开支比较大，基础建设、形象工程导致投资很多，产生的效益却非常有限，政府钱不够用，就想方设法广开税源多征税。”他希望能通过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各级政府建立完善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要少投资甚至不投资，把投资的事情主要交给企业去办。

　　在开征具体税费环节，宗庆后有个明显的感觉：目前要征收税费往往地方政府就能决定，要减免却要经过中央政府批准，这一现象极不合理。避免乱征收税费，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宗庆后期待这方面的税收制度会更完善。(记者 罗凰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