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依法治国将激发中国经济更大红利 点燃新希望

　　■“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经济，就是要通过实现各个主体权利的公平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

　　■“从法治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能做的事情，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越雷池一步。现实状况是很多时候政府法无授权也在为，表现为对市场的过多干预”

　　■“不管什么红利，都必须依靠法治。法治彰显，其他方面的红利才能兑现；法治不彰，红利就会被消解。因此，依法治国将激发中国经济的更大红利，点燃中国经济的新希望”

　　■“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经济，就是要通过实现各个主体权利的公平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

　　■“从法治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能做的事情，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越雷池一步。现实状况是很多时候政府法无授权也在为，表现为对市场的过多干预”

　　■“不管什么红利，都必须依靠法治。法治彰显，其他方面的红利才能兑现；法治不彰，红利就会被消解。因此，依法治国将激发中国经济的更大红利，点燃中国经济的新希望”

　　专家档案

　　李佐军，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毋庸讳言，中国经济的法治基础目前依然相对薄弱，面临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这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走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重大考验，亟须寻找新的改革着力点和发展动力。

　　在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看来，这正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大意义所在。他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必将有力推进中国法治经济进程，依法治国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也必将大大地激发中国经济更大红利。

　　■法治彰显才能导向好的市场经济

　　成都商报：在您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法治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离真正的法治经济还有多远？

　　李佐军：首先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还不够充分，权大于法的情况还存在，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很多时候人们不是按游戏规则办事，遇到问题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其次是保障市场机制运行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存在诸多主体不同权、权利不平等、民营经济发展受限等问题。第三就是司法的问题，还没有做到足够的独立公正，这对市场竞争和市场秩序伤害很大。另外，执法不严的问题也在很多领域存在，法律监督体系和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也影响甚至扭曲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

　　法律不健全，法治不彰显，就有可能滑向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只有法制健全，法治彰显，我们才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实现更多的市场公平。

　　■法治是体现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

　　成都商报：四中全会强调，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这与法治经济有什么样的关系？

　　李佐军：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只有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干部，都尊重法律，厉行法治，按照法律规则行事，一个更加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才能形成。

　　成都商报：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被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完善法治经济有什么影响？

　　李佐军：宪法是根本大法。整个国家的治理和运行，都需要遵守宪法，所有的法律、政策，包括市场经济中的规则，都不能与之违背。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维护宪法的权威。不得不说，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大家很少看到谁因为有违宪行为而受罚。宪法的重要作用是“限制公权”，因为公权力更有可能成为违宪主体。所以各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都需要依宪受到相应的监督和制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宪法》确认的私人产权，以及公民的自由迁徙、自主择业权等，都应依据法律予以保护。

　　成都商报：四中全会也指出，凡是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在经济改革中是否会更加凸显？

　　李佐军：是的。经济领域中的重大改革很多，如土地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

　　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首先要于法有据，按照法律来进行。如果有些改革必须得突破法律，那法律就得进行修改。不能因为法律标准没定，就可以想当然地改。比如，房产税就不能说推就推，更不能想按什么标准推就按什么标准推，必须得有法律授权。

　　■用法治解决公权力的越位和缺位

　　成都商报：依法治国需要确定公权力的边界，既约束政府权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同时又要求政府尽到公共责任，在法治经济中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李佐军：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法治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能做的事情，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越雷池一步。现实状况是很多时候政府法无授权也在为，表现为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在法律授权之下提供公共服务，进行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

　　总之，法治经济，就要求公权力一方面不能越位，另一方面也不能缺位。

　　成都商报：依法治国的一个焦点是反腐。在高压强势反腐的态势下，如何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制度化反腐机制，是否也是法治经济的必然要求？

　　李佐军：腐败对市场经济的危害太大了，法治经济当然要求反腐败。

　　从本质上讲，腐败是依靠特权来配置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或者以权力而搅和买卖，破坏市场公平。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是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大敌。这也是为什么每个落马高官背后，都有一个甚至一批企业家倒下的根源。反腐败，就是要扫清市场经济的特权障碍，为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条件。

　　一些人把目前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都归罪于改革、归于市场，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贪污腐败是改革不完全、市场化不彻底带来的后遗症，即为权力和市场的交易留下了空间。

　　■不管什么红利都要靠法治来兑现

　　成都商报：大家都说，改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然而改革能否激发最大的红利，是不是也需要条件？关键在哪里？

　　李佐军：我们的人口红利、后发优势的红利等正在逐步失去。进一步深化改革将通过三个途径释放红利：一是通过改善预期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来释放红利；三是通过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释放红利。

　　但是不管什么红利，都必须依靠法治。法治彰显，其他方面的红利才能兑现；法治不彰，红利就会被消解。因此，依法治国将激发中国经济的更大红利，点燃中国经济的新希望。

　　成都商报：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还是要惠及到人，如何理解法治经济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保障作用？

　　李佐军：国民收入的提高有两个路径，一是就业，二是收入分配。

　　就业取决于创业和企业的发展。创业环境的改善，依赖于法治；企业的健康成长，依赖于法治。

　　现在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合理，是一个社会焦点问题。事实上，收入分配的背后是权利分配。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因为有些人享有特权，而有些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只有先进行权利公平分配才能顺利进行收入公平分配。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赋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就必须先取消垄断行业特权；要缩小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就必须先实现各阶层的权利平等。否则，收入分配改革无解。记者 付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