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之父：亚洲任何实质性新秩序建立必须包括中国

航拍的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新华社发

　　崛起的大国需要匹配的地位

　　有着多日“APEC蓝”的北京，迎来了亚太最重要的客人。在APEC这个事关亚太国家命运前途，同时决定中国自身定位发展的大平台上，新一轮的探讨开始了。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对APEC的参与，而中国的参与又使APEC更加多元。APEC创建25年，见证了中国由开放到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国在APEC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但机遇与挑战依然并存。

　　APEC是一块试验田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于在区域内发挥更大角色的预期将会增加。亚太地区在过去的十年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未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将继续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在亚洲任何一个实质性的新秩序的建立，都必须包括中国。”11月7日上午，在APEC峰会中国日活动中，被称为“APEC之父”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这个属于亚太的时代，中国近年来主办的最大一次盛会，已经在北京举行。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尽管鲍勃·霍克是澳大利亚前总理，但无论是在活动中进行主旨演讲，还是会后的记者提问，他所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与“中美关系”或“中国在亚太的地位”有关。

　　2014年适逢APEC创建25周年，其实，早在25年前创建之初，鲍勃·霍克就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并说过类似上述的话。只不过，那时的中国还不是APEC正式成员，经济实力与现在相比也有天壤之别。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9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是1991年加入APEC时的9倍多，彼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十。

　　事实上，当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殊为不易，这是历经“文革”创伤，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十几年后，才得到的成果。

　　彼时另一个大背景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级对立的冷战格局解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于是，中国的发展面临着选择，而敞开国门、融入世界，则成为当时人们的迫切期望。加入APEC,是快速融入国际社会的一条必经路途。

　　今日中国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当年鲍勃·霍克的远见，正是在他的努力牵线和撮合下，中国历经波折，最终加入APEC。

　　从1991年加入APEC,到2001年“入世”，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六位，而比经济数据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经贸大舞台上，开始了最初的学习。

　　“可以说，APEC是一块试验田，中国逐步认识到‘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市场开放能力大大增强，对政治、经济方面可能遇到的冲击及负面影响，都有了更直观的体验和认知。”11月3日晚，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虽然APEC是一个非约束性的机制，但毕竟能为一国打开参与亚太经济区域合作的大门，“有了APEC,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中国才真正进入到亚太这么一个大的全新的平台中来。”

　　2001年，中国第一次承办APEC峰会，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上海身着唐装整齐亮相的场景，至今让人难忘。

　　正是有了APEC经历的铺垫，“入世”之后的中国如鱼得水，之后十余年间，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到2013年，在各国经济总量的排名上，已稳坐第二把交椅。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于在区域内发挥更大角色作用的预期将会增加。”11月7日上午，鲍勃·霍克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亚太地区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未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将继续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于是，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相关的亚太战略格局的调整，已是呼之欲出。2014APEC峰会，无疑是在主场展示这种调整的最佳时机。

　　阻碍在哪？

　　利用APEC这个平台，领导人在这个机制内可以见面，关系好的可以多见，关系不好的，至少也能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缓和关系。构建大国关系，利用APEC平台是很重要的。

　　但现实往往比理想要复杂很多。

　　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区域的权力格局调整，往往面临旧势力的重重阻碍。

　　环顾亚太，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隔海相望的美国，二战后从未离开过亚洲，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加入APEC和WTO的道路上，美国始终如影随形。

　　美国的存在，使得亚太地缘环境趋于复杂，各方博弈色彩浓厚。

　　“只要美国认为存在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就会感觉不安全。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是美国人没有预测到的，因此会感到巨大的恐惧。”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这种深层次缘由作出了精辟分析：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把全世界都视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25年前的美国和中国一样，并非APEC的最初创建者，而是后来才被引入其中。

　　鲍勃·霍克坦言，在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中，美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以至于人们把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这种领导地位看成理所当然，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美国的领导力已经给地区带来了很大的成功，而且他们很难想象，美国在亚洲会担当另外一种类型的角色。”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孤立政策。当时世界地缘政治的主导者是美国和苏联，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郑永年曾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此后始终处于被美国牵扯和平衡的状态。

　　实际上，加入APEC后，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的一个潜在对手，“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两种论调，也会周期性地在美国言论中泛起。

　　其结果之一，是美国试图绕开中国，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之外，单独成立门槛更高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事实上，前者是美国亲自倡议并在APEC框架下发起成立的区域性合作框架，后者是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美国是后来加入的。因为担心过度自由化伤及本国经济，起初，中国反对FTAAP。

　　11月3日下午，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不仅是中国，当时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反对这个协议，“相当于把它打掉了。”

　　此后，美国认为TPP符合其“高标准高门槛”的要求，开始介入并大力推行TPP。这种思维，使得亚洲这个大家庭，面临着“分裂”的挑战，与如今这个国际政治秩序大变动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由于理念的差异，由美国主导、未包含中国、以TPP为载体的“亚太轨道”，和由东盟作为功能性中心、获得东亚国家支持、以RCEP为载体的“亚洲轨道”之间的分歧，似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是个大国，30多年来不断崛起，已成为亚太区域内不容忽视的国家。

　　显然，这一次，中国使用“东道主”的身份，正在很好地利用APEC这个舞台。

　　“其实说到底，APEC是一个外交场合，为亚太各国领导人每年见面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盛斌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说，构建大国关系，利用APEC很重要，“利用APEC这个平台，领导人在这个机制内可以见面，关系好的可以多见，关系不好的，至少也能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缓和关系，尤其是中国和美国、日本这些大国。从此次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上就可以看出，构建大国关系，利用APEC平台是很重要的。”

　　成为领导者与旗手

　　中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契机，慢慢成为APEC的领导者与旗手，这可能也是中国在整个外交大布局中重要的棋着。APEC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让中国这样的角色和战略目的能够实现。

　　如果说鲍勃·霍克25年前的“预言”更多是基于对中国前景的乐观判断，再次来到北京的鲍勃·霍克这次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和中国应该作为平等大国，在新的亚太战略秩序中“发挥重大且平等的领导力作用”。

　　“当年美国推出FTAAP,更多是基于其自身贸易自由化的考虑，但英文单词Community(共同体)的首字母是大写，是机制化的，与APEC非约束性、自主自愿等原则不符。中国提的是community,是类似社团的群体，是一个亚太大家庭，对亚太各国均持开放态度。”盛斌介绍说。

　　换言之，美国推出的机制化色彩的FTAAP,门槛较高，脱离亚太各国发展程度不一、贫富有别的现实。而现在中国重提FTAAP,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是基于“建设开放包容的新亚太”，而非为了一国发展。

　　盛斌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为促进亚太一体化发展做出了各种努力，比如之前推出亚投行、提出“一路一带”战略等，一系列动作均围绕一体化进行。

　　毫无疑问，关于亚太一体化的任何设想，都需得到本区域内大多数成员的认可，而建立开放、渐进、自愿、协商等基础上的亚太大家庭，APEC无疑是最合适的场所。

　　这种情况下，作为此次APEC东道主的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整合。

　　“中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契机，慢慢成为APEC的领导者与旗手，这可能也是中国在整个外交大布局中重要的棋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更大的多边的东西，弥合两条道路的分歧和差别，把所有的分歧都整合到一个大框架下。”盛斌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说，“中国想把这次做成里程碑式的会议，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动手，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的。这次在这一点上，中国恰恰选对了最具挑战性的核心问题，为将来亚太各国的深入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因而，此次APEC会议三个方面的议题均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APEC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让中国这样的角色和战略目的能够实现。”盛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显然，亚太一体化还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

　　“亚太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约一万亿美元，但只有约一半能够解决，亚投行的作用在这里就发挥出来了。”11月7日上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中国APEC发展理事会理事长张力军，用现实的例子展望了互联互通的亚太新前景，比如，跨境教育协议达成以后，APEC成员伙伴国学生出去留学的时候，门槛降低了，可以在低成本条件下享受更多优质教育。

　　“中国崛起带来庞大的利益，周围国家必然要求分享。”郑永年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在这个摆上中国和亚太大多数国家战略远景的大平台上，“通过一种远景式的合作，给人们注入信心，更会影响企业、行业的长远判断。另外，还会对建筑、钢铁及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一些利好消息。”谈及APEC这个大平台的作用，盛斌如此认为。

　　中国对外需的渴求日益强烈。

　　“前一个阶段，做好企业就行，比如生产一颗纽扣，出口到其他国家，就能做成很大产业。但现阶段，要求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走出去，为人家做便利交流的工作，而不再仅仅是生产一颗扣子的问题。”张力军认为，这就要求企业升级换代，“就是常说的，调结构，转方式。”

　　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机遇，同样适用于亚太其他国家，而伙伴关系一旦建立，双边乃至多边都将从中受益。

　　APEC在实现上述蓝图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东道主，历经30多年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更加具有改革和创新意识的国家，中国愿意并且有能力承担起亚太各国赋予的重任。深度记者 刘志浩 张文 实习生 杜瑞 吕倩 粱舒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