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转换思路破解民生难题 破常规不破法规

　　中新网金华11月27日电 (记者 柴燕菲 童静宜 见习记者李婷婷)一头连着上级党委和政府，一头连着数以万计的城乡大众，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往往是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地带和问题最前沿，在治理实践中承担着多种任务。然而，在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基层干部所面对的局面日益复杂，治理“结构之变”带来的“角色挑战”尤为严峻。

　　在浙江省东阳市东丰小区，号称“十年拆不动”的6户钉子户终于全部腾空房子，顺利拆除。当晚，江北街道办事处楼内，街道党工委书记傅为民眉头紧蹙，背着手不停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直到小区干部的电话打来，他才长长吁了口气。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善于担当的智慧，要破常规不破法规。”在傅为民看来，基层政府要有破难的担当，而且要上级和下级部门共同担当，才能实现基层善治。

　　去年以来，面对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江北街道以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难题会诊法”，激发街道上下干事创业的热情，成功解决了一批“老大难”问题。

　　另辟蹊径“十年拆不动”成往事

　　东阳市江北街道地处新区，近年来，因城市扩展，政治、经济中心的北迁而日益繁华。

　　相应的，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许多问题日积月累之下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东丰小区的拆迁。

　　此前，该小区已启动旧村改造，245间建房地基获批，大部分村民都准备丈量建造。不过，听说要异地安置，部分居民产生抵触情绪。

　　“房子设施齐全，还有水井，我们住得很舒服，空房间出租还能增加收入，就这么拆了，我肯定不愿意。”社区居民杜加木对拆迁并不赞同。不满拆迁的不只他一人，有个别拆迁户更是借此对拆迁补偿款漫天要价。

　　就这样，东丰小区的拆迁问题一晃就是近十年，成为了江北街道社会治理的一块“烫手山芋”。

　　如何“拆”？街道班子曾摸索多年，但屡次被搁置。

　　直到去年，江北街道探索出了“难题会诊法”：对历史遗留难题以及目前工作推进中碰到的棘手问题在分级处理的基础之上，聘请相关部门领导、法律顾问以及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难题会诊专家库，与街道班子进行集体会诊开出“药方”加以解决。

　　而他们给东丰小区拆迁开出的“药方”便是：把拆迁工作主体转向小区，由街道负责政策把关和业务指导。

　　“时代变了，老百姓的要求更高了，光凭着一股干劲横冲直撞行不通。既要讲政策，又要讲策略，既要说道理，也要讲感情。”傅为民说，小区干部长期与居民打交道，平日关系密切，更容易取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工作主体的转移，调起了小区干部的责任心和执行力，他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动起来”。小区党支部书记陈国红调研一个半月时间，挨家挨户了解想法；干部张益平为做通一拆迁户的工作，上门不下100次。此外，还积极组织召开居民代表会议……

　　2个月后，6家钉子户逐渐松动，最终顺利拆除。

　　“以小区为主导的拆迁机制，不破法规破常规，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傅为民认为，以民为本、为民办事，是基层工作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然而，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江北街道民生欠账比较突出，若采用传统的工作思路在短期内无法补齐民生短板。

　　“这就需要基层政府要有破难的担当、以及各级政府的共同担当，用破常规不破法规的思路破解城市发展和服务民生中的一系列难题，敢于动真碰硬。”傅为民说，同时，攻坚克难必须要坚持依法行政，坚守为官的“底线”和“红线”。

　　“在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傅为民感慨道。

　　动真碰硬“难题会诊法”破难题

　　化解东丰小区拆迁矛盾只是江北街道创新运用“难题会诊法”的一个例证。

　　作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基层在治理实践中承担着多种任务，类似的“硬骨头”和“老大难”等困扰群众多年的难题并不少。

　　该街道湖田小区的旧区改造涉及北五路和八华路两项重点工程建设，513户居民中460户是红线内拆迁。虽是小区居民一直期盼的，但其工作进程却可谓一波三折。早在2002年，该小区就准备启动改造，虽然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但最终没有实行。2012年，旧区改造再次提上日程，可是因党支部与小区事务管理组不团结，旧区改造进展非常缓慢。

　　湖田小区事务管理组负责人、拆迁小组组长陈宝良对这一痼疾痛心疾首：“其它小区通过拆迁都享受到了红利，我们的工程若一拖再拖，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不少干部因为怕打破碗，就干脆不洗碗。”傅为民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想做事担心被责骂，不做事又有负面评价，总之畏首畏尾。而另一些干部则抱着“混日子”的心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推就推、能躲就躲。

　　因此，借着今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契机，江北街道利用“难题会诊法”，决定以统一村两委班子思想为切入点，将干部选举和解决老百姓切身利益捆绑起来，利用矛盾解决矛盾，倒逼他们突破。

　　“专题会诊后，让小区班子成员立下军令状，明确限期内有所突破。”傅为民介绍说，把争取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此来衡量干部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加压和推动。

　　“前有引领，后有倒逼，我再也不敢懈怠。”湖田小区一名干部感慨道。

　　最终，在街道推动下，原有分歧的小区两套班子摒弃前嫌，搁置争议，重新坐到一起共商旧区改造工作。目前，该小区513户居民495户已腾空，腾空率达到96%。

　　“湖田小区搁置争议推进小区改造，说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真正触及了小区干部的灵魂。”傅为民认为，事不避难，知难不难，才能顶住“一根针”穿起“千条线”的压力。

　　断头路人民路北延工程重点工程建设、山口小区马路市场整顿、蟾院小区信访问题……去年以来，江北街道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难题入手，通过主动“出诊”、分解“挂号”、班子“会诊”和及时“销号”这“四诊疗法”，对症下药，如今已成功解决了12个历史遗留问题。

　　“政府的权力分散在各部门，若要一个部门单独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不科学，通过各部门领导、专家等一起协商，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合力破难题，创新工作方法，可以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看来，江北街道推出的“难题会诊法”，是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

　　基层干部所面对的局面日益复杂，治理“结构之变”带来的“角色挑战”也尤为严峻。范柏乃说，过去，基层政府是身份和任务相对单一的行政管理者，强调从上至下单元化的管理；而现在，则是强调多元化的治理，寻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化解纠纷、维护权益的调解者。“基层治理模式正从‘管制型’向‘合作型’转换、从以管理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型。”

　　在范柏乃看来，目前中国还是个市民社会，不是公民社会。两者的区别是，市民社会的老百姓有权利意识，但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比如，个别拆迁户在拆迁问题上不但不让步，还借机漫天要价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是民众社会责任意识的欠缺，也是政府执政的一个难点。

　　“这就需要政府要有耐心和担当，不能急于求成。这种担当是在保护公众利益基础上的，而不仅仅站在执政者完成执法的担当”。范柏乃解释说，例如“强拆”，就是单从政府角度完成了执法任务，却伤害到了老百姓利益，这样的担当是不可取的。“简单来说，不仅要行政，更要依法行政，提高社会稳定和老百姓的满意度，这才是真正的担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