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的“痛·愤·愿”

　　中新社常德8月25日电 题：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的“痛·愤·愿”

　　中新社记者 邓霞

　　70多年前，湖南常德市几乎每天都有人遭遇生离死别，有些家庭甚至在短时间里就失去了大部分成员。

　　“一个月里，我家里连续死了五口人。”75岁的徐万智回忆说，奶奶、父亲、叔叔、两个哥哥都因为同样的病情接二连三的去世，“当时的情景非常凄惨，很多帮我们办丧事的人都死掉了，后来叔叔死的时候，连道士都不敢来”。

　　由于家住农村、消息闭塞，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徐万智家人都将这场惨剧归因于“瘟疫”。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常德市开始调查细菌战受害者情况，徐万智才从电视、报纸上得知家人去世的真正原因。此后的十多年里，徐和其他受害者及其遗属一起，希望为那些逝去的生命讨回一个公道。

　　蚀骨之痛

　　1941年11月4日黎明前，一架日军飞机飞抵常德上空，在常德城区中心的关庙街、鸡鹅巷和东门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破布、棉花等异物。这些投掷物里含有36公斤带鼠疫病毒的跳蚤。烈性传染鼠疫立即就在常德城乡流行，前后持续四年时间。

　　当年只有十岁的张礼忠一家三代十口人都生活在常德城的中心地带，他的祖父、两个弟弟和家里的一个丫头都死于这场鼠疫，祖母、父亲、哥哥也因精神打击过度而相继离世。原本的小康之家被瞬间击垮，年纪小小的张礼忠兄弟俩只能帮人当童工谋生。

　　鸡鹅巷是鼠疫传染的重灾区，租住在此的朱堂儿染疫后将病毒带回老家，致使近600人的朱氏家族暴死了201人，逃往他乡的人也了无音讯；一公里多长的石公桥镇当年死于鼠疫病者约有一千多人，该镇鱼行老板丁长发一家先后死了11人，只活下一个在外读书的小儿子；毡帽湖柴山鼠疫病大流行后，不到两月就死了1500多人……

　　这些惨绝人寰的记忆犹如一个个一触即痛的历史伤疤，长在受害者及其遗属的身上，每回忆一次心就刺痛一回。从没画过画的张礼忠将自家的悲惨遭遇和所知的其他受害者情况画成了一本小画册。画册里，一个个家破人亡的惨案、一组组难以置信的数字仿佛小电影般映入观者眼前，触目惊心。

　　“这些事对经历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非常深刻。”徐万智告诉记者，大他四岁的姐姐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年家中发生的事情，一讲起来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痛恨无比。

　　心中之愤

　　1996年，为配合“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诉讼案”的调查取证，“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包括张礼忠、徐万智等常德细菌战中的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随后也加入其中。他们每天走乡串村，调查寻访；并逐步建立起“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

　　一个个死亡者的名字、一个个受害的家庭、一个个悲惨的故事……到2002年，该调查委员会在常德及其周边10多个县市调查到15000多份受害材料，经甄别确定常德细菌战受害死亡的和平居民至少有7643人。

　　在徐万智看来，这些调查取证起到了很大作用，“把原来忘记的那段历史收集起来、揭露出来了”。

　　1998年，徐万智又作为61名常德细菌战对日诉讼团的原告之一，出席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审理。2002年8月，他等到了一审判决：法院认定侵华日军731部队曾在中国的常德、义乌等地实施了种族灭绝性的细菌战事实，承认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人数为7643人，但不判决日本政府向中国原告谢罪赔偿。2005年和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两次宣判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谈及这次对日诉讼，徐万智仍愤怒难平：“面对铁的事实，日本政府连个道歉都不认，我们受害者心里不平！这是对我们的第二次伤害。”

　　徐万智说，这场官司他们会继续打下去，“我们要向日本政府讨回一个公道，让他们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经年之愿

　　2011年，“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改组成立为“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这也是中国首个细菌战受害者协会。

　　古稀之年的徐万智仍每天准时地到协会上班，“我们要继续调查，继续寻找铁的证据和事实，为将来通过其他渠道讨回公道做准备”。目前，协会已将多年收集的12000多份受害者手写材料送到常德武陵区档案馆保存；相关走访调查、幸存者照片也正在进行电子化存档。

　　协会会长高峰坚定地表示，他们将持续努力，“直到日本政府完全承认这个事实、公布细菌战的资料，并对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

　　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现有279人，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因年事已高离世，如今九成协会成员都是受害者遗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建立一座侵华日军细菌战常德受害纪念碑，让后人警醒。

　　“这既是城市记忆的保存，也是抗战文化的保存。”高峰说，值得高兴的是，当地政府正在落实他们的这一心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