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老兵讲述抗战故事:残伤无悔驱“禽兽”(3)
松山抗战遗址中国远征军雕塑群一角。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远征军老兵宁西珍:我不是英雄,只是战争的幸存者
70年之后,沧桑岁月已刻上他的脸庞。94岁的宁西珍回望过去,满眼都是自己20多岁时的样子。那是他一生中最艰苦但又最光荣的时光,他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缅甸参加对日作战,几经战火,九死一生,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今年7月2日,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这位参加过日军芷江受降和南京受降的抗战老兵面对记者,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宁西珍的人生记忆,被几个时间节点勾勒得逐渐清晰。
1940年,因山西老家被日军占领,强烈的爱国热忱让宁西珍报考已迁往成都的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十八期工兵科的学生。1943年毕业前,报国心切的他甚至组织了18名同学准备奔赴沦陷区打游击。一番波折之后,宁西珍被分配至中国远征军,从昆明乘飞机经“驼峰航线”来到退守至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22师65团,成为一名情报官。
前线纷飞的战火和战局的艰辛超出了宁西珍的想象。“我们的装备很落后,步枪都是打一发退一发的,与敌人相差很多。”在1943年末反攻缅北的太洛战役中,宁西珍需要突破日军的封锁线,独自将作战地图送到已转移至敌后的本方部队。短短几公里的原始森林内险象环生,不时枪声大作,他从白天一直走到翌日清晨,直至将地图送达,成功切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最终,太洛战役获得全胜,中国军队歼灭日军800多人,收缴十余辆军用卡车。战役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甚至不相信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能取得这样的大捷,亲临战场清点人数后深表佩服……
此后,宁西珍先后参加了瓦鲁班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卡马英战役等。强渡伊洛瓦底江战役是宁西珍在缅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已任排长的宁西珍和战友在船头架起机枪,行至江心时遭到敌人袭击,多名战友受伤溺亡。
“子弹就在身边飞过,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情急之下,宁西珍命令其余战友打开救生衣弃舟下水,并通过旗语通知岸上的小炮班向日军发起攻势,掩护部队登岸。战斗结束后,全排死伤十余人,宁西珍也身受轻伤。“那时候,你就会真真切切感受到战场的无情。”
宁西珍至今清晰地记得,从缅甸归来后,1945年8月自己在湘西战场听闻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时的情形。“大家一起唱啊、跳啊。那种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此后,宁西珍又先后随部队赴芷江和南京,承担日军芷江受降仪式和南京受降仪式的外围警戒任务,见证了抗战胜利最荣耀的一刻。 (陈晨)
昆仑关大捷亲历者通熊寿明:“子弹从头顶擦过”
历经昆仑关高峰隘阻击战、长沙会战和滇西松山战役的战争洗礼,多次参战的98岁老兵熊寿明,回忆当年的烽火岁月依然历历在目。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抱着当兵打仗、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熊寿明毅然决然地报考了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成了黄埔十四期的学生。
由于炮火纷飞,黄埔十四期的军事学习从四年压缩为两年,学生提前毕业投入战争。1939年,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占领防城港、钦州并向北推进,随后占领南宁,据守南宁外围攻打高峰隘和昆仑关两个战略据点。熊寿明受命直接奔赴昆仑关,成为国民革命军第46军的一员,先被分配到170师驻守昆仑关,后被调去武鸣腾翔坚守高峰隘。熊寿明一边用手指在桌上比划,一边介绍说:“昆仑关和高峰隘是最关键的两个关口,一旦这两个地方失守,日军就会长驱直入,威胁后方……”
当时,作为传令员的熊寿明刚到508团,日军就打上来了,满腔热血的他即刻投入了战斗。
“子弹从头顶擦过的声音一辈子忘不了,”熊寿明回忆道,“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他们瞄准我们,想把我们消灭,我们赶紧趴下,子弹便从身边扫射开来。”
“敌人有飞机、重炮,相比起来,我们团的装备落后且笨重,一支枪7斤多重,加上弹夹,每个作战士兵身上负重二三十斤。打仗有生命危险,但是,为国作战,死都很光荣。”熊寿明说。
经过几个月的争夺厮杀,昆仑关战役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损失也很惨重。熊寿明称,仅仅在高峰隘阻击战中170师508团就牺牲了1000多人,尸骨漫山遍野……
昆仑关大捷后,带着对日军的国仇与家恨,熊寿明随部队先后到柳州、衡阳一带参加长沙会战阻击战,1942年又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15团12连的连长,在云南腾冲参加了松山战役,他说,“当时我们负责攻打敌人碉堡,战斗很激烈。事后才发现一颗子弹穿过我的裤脚,留下了两个洞。”
“1945年,我们在松山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把枪举过头顶大声欢呼。”回想当年的情形,熊寿明激动得眼角泛泪光。(邹婷玉)
老兵陈文钟:我有幸护送戴安澜将军灵柩一程
“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这是抗战名将戴安澜在缅甸作战时,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73年前的1943年5月26日,身负重伤的戴将军率部转战多日,即将抵达中缅国境时,终因伤势恶化,北望家国,赍志以殁。
5月底,驻扎在云南曲靖的汽车五团接到上司的命令,要派两辆车到滇西迎接戴安澜将军的灵柩。驾驶兵陈文钟从排长处接到了这个特殊任务。他知道,200师隶属于第五军,在广西抗日时取得过昆仑关大捷,戴安澜是鼎鼎大名的抗日将领,心里异常激动。他们的车队在4月底时也刚从缅甸撤回,在滇西保山幸运地躲过日军的轰炸。
陈文钟是浙江义乌人,1940年5月,只有15岁的陈文钟,隐瞒年龄,辞别父母,靠着自己1米8的大高个,和当时农村难得的高小文凭,考取了1名汽车驾驶兵,到贵州都匀的辎重部汽车驾驶兵教育团学习驾驶。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汽车五团。
接到任务的陈文钟和战友检修好车辆,驾驶两辆卡车从昆明出发,昼夜兼程,抵达了预定地点——保山东北面的一处山口,当时已经是10时左右。到下午2时许,陈文钟看到4位官兵抬着黑色的将军灵柩从山沟里走出来,后面是10多位官兵追随其后,个个神情肃穆。
戴将军的灵柩安放在陈文钟驾驶的卡车上,扶灵的官兵乘坐另1辆卡车追随车后。1件将军的血衣让陈文钟印象深刻:那是1件白衬衫,已被鲜血浸透染红,胸部正中有多个弹孔。血衣已经泛潮,陈文钟怕它霉坏,用竹竿把它撑了起来,高悬在汽车的左前方,一路开回昆明。回昆明的路上,途经不少城镇,有不少百姓都沿路祭拜。陈文钟不愿开得太快,怕惊扰了将军。
抗战胜利后,陈文钟又前往新疆,并于1949年随部队在当地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1969年,陈文钟转业回乡,1983年离休。大儿子陈向东说,离休以后父亲读老年大学,开始写回忆录,才向家人披露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他喜欢看抗战的电视剧,特别是看了《中国远征军》以后提出些意见,比如缅甸的森林不像电视里那么稀疏,是看不到人的;105榴弹炮开火以后要连跳几跳,而电视里只是炮口冒烟;戴将军负伤,血衣上的弹孔不止两个……”
2013年底,在《金华日报》等社会各方力量的帮助下,戴安澜将军之子戴澄东与陈文钟见了面。陈伟东回忆说,当时父亲住在义乌江东卫生院里疗养,由于大面积脑梗塞,说话并不清晰,也只能躺着。但是听说戴将军之子要来看他,就能起身坐着了。“家里人都说,能和戴将军的儿子见上一面,一定是他这几年最高兴的一件事。” (冯源)(综合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