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对接中韩四项战略 搭起深领域合作新平台

　　刚刚结束访韩回到国内的李克强总理带回的一大包丰硕访问成果，使东北亚这个五彩缤纷的收获季节显得意味悠长。这些玲琅满目的外交果实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围绕推动中韩四项战略对接而签署的系列文件。由中方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韩国“创造型经济”、“中国制造2025”同韩国“制造业革新3.0”、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同韩国“欧亚倡议”构成的四项战略对接与整合，犹如深海钻井平台的四个支柱，将为深化中韩两国之间的双边合作乃至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并在未来不断挖掘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就中国国家利益而言，深领域的经济战略合作对于激发市场活力潜力和全社会创新创造力，开发第三方市场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打开更广阔的经济成长空间，推进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衔接进程，拓展“一带一路”战略纵深，均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的地区和全球战略意义。上述的战略好处，将极大地增进中国国家利益和亿万民众的福祉。

　　尤为重要一点，是激发市场活力潜力和全社会创新创造力。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渐转变以及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韩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以前经贸合作中的互补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两国之间的进出口结构和产业合作内容，在有些领域甚至翻转且形成竞争关系。未来中韩两国产业合作，需要超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合作，在服务、能源、新兴产业等有潜力的领域寻求多元化、高水平合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韩国“创造型经济”、“中国制造2025”同韩国“制造业革新3.0”的战略对接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契机。

　　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进入以增速换挡、结构转型和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并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战略之重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说，制造业是转方式、调结构的主战场，同时也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从这一意义上说，创新驱动就是制造业发展的主引擎。当前，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重要领域为引领的革命性突破，正在形成席卷全球的新一轮产业变革，由此将对世界制造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但在制造基础、制造技术、制造体系等方面与德、美、日等国仍有很大差距，高档装备从母机到生产设备仍需依赖进口。比如，仅仅自动化过程中所需的基础芯片，每年进口额就高达数千亿元。西方人奉创新为真理。因此，以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力求占据高端制造领域全球价值链的有利位置，这对制造业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又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这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兼工业2.0、3.0、4.0为一体的“并联式”战略规划。其中“双创”，是国家着眼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能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目的是通过基于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模式的创业创新，来激发市场活力潜力和全社会创造力。

　　从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推动与韩国“创造型经济”对接，其中极富大战略意蕴。在历史上，为什么有些大国能保持持续经济增长和繁荣、实现崛起，而有些大国却在高速增长之后骤然衰落？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回答了“何以衰”的问题，提出：特殊利益集团为私利满足于寻租与分利拒绝创新与变革，损害了社会公益及效率，最终国家由盛而衰；诺思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回答了“何以兴”的问题：技术创新以及一套有效率的创新性制度安排是西方经济持续增长乃至兴起的关键之所在。面对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创建，对中国而言，破除阻碍创新的利益集团在各个行业的垄断是关系改革成败、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兴盛的当务之急。2015年美国彭博社以研发经费、制造能力、高科技密集度、研究人员密集度、高等教育效率和专利活动等指标，对全球最富创新的50个国家排名，韩国位列榜首。因此，与韩国的诸项战略对接以及参与中日韩FTA在内的多数高标准多边贸易组织而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并以此为动力推动中国国内改革和创新，这内中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通过第三方市场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中方的财力资源、韩方的技术支持加上第三方国家的资源优势可以实现互惠共赢，应当说两国战略合作的空间巨大。比如，中亚国家、及俄罗斯、蒙古等国资源丰富，与中韩两国能源合作较多。但是在产业发展，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领域，中韩两国与上述国家间区域性合作的价值也非常大，然而受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足等因素影响，相互间缺乏合作。中韩企业联合在资源和能源领域的开发可满足共同需要，并增强抗风险能力。一旦这些战略与中韩自贸协定（FTA）联系起来，还完全可以通过包括信息通信、能源、海上运输、地方合作、产业园等各领域的合作，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中韩战略的有效对接，如能最大限度灵活运用于中韩自贸区网络，设定共同的目标，不仅利于实现两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可以与周边各国形成彼此双赢的新的价值链。

　　中韩完全可以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拓展新兴领域合作，以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后劲，比如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拥有世界中端的工业生产线和装备制造水平。韩国处于较高水平，而亚欧大陆许多发展中国家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对中国而言，存量资产因此得到盘活，促进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对韩国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出口与就业；对第三方市场则意味着获得更高性价比的装备与工业生产线，满足自身工业化的需求。目前，亚洲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很大，而中国很多装备和产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中国与韩国都有这种合作需求，一旦携手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将会产生1+1+1>3的合作外溢效应，进而孕育出亚洲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再则，推进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衔接进程。韩国实现其四项战略也需要中国。韩国在多边合作中可获得中国在资金方面的支持，这对其战略实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鉴于朝鲜半岛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中国参与其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半岛的政治军事敏感性“脱敏”，使“欧亚倡议”的区域合作具有稳定预期。对中国来说，通过战略对接，中韩经济将走向深度融合，也有助于推进中国对外开放与内部改革衔接的进程。比如，中韩FTA签订后中国零关税的产品将达到税目的91%，进口额的85%，将促进中国对韩国出口的提升。而中韩FTA促进东亚生产网络的深化的同时，生产的国际化也将带动服务的国际化。一些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已开始创新高标准的全球贸易规则，而中韩之间就是一种“高水平、全面”的新型FTA，其自由化率较高，比如形成了包括电子商务等一些新规则，这有利于消除那些专属于国家管辖、制约跨境贸易和服务转移的法律和管制政策的行动。中国将来可能还不得不面对诸如TPP这样标准更高的多边自由贸易组织，也不得不审视类似像环境保护、市场开放、反对垄断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中国经济的软肋，为此中国必须去啃这些改革的“硬骨头”。这虽为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其中很多规则显然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因而必须拿出像上世纪90年代应对WTO一样的勇气和决心，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加快自身的改革。10多年的历史证明加入WTO所付出的代价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见，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经济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如果建立中韩FTA甚至中日韩FTA能够增加国内改革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紧迫感，那么，中国不仅会增强应对贸易新规则压力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将这种压力化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自身改革问题的动力，这也实不失为一种意外获得。一言蔽之，加快改革是应对未来局面的唯一方法，对外开放必须与国内推进和实施改革的过程同步。

　　还有一点，即拓展“一带一路”战略纵深。中国的“一带一路”同韩国“欧亚倡议”均以提升区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为核心，都致力于将亚欧大陆各个次区域串联起来，使之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韩国的“欧亚倡议”构想，旨在加强欧亚之间的经济合作，扩大韩国的对外贸易。其中，“丝绸之路快车”是“欧亚倡议”的核心内容之一，指的是建立贯通朝鲜半岛、俄罗斯、中国和中亚，直到欧洲的交通网络和电力、煤气、输油管等能源网络。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海陆两条线将推动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一带一路”一头是活跃的亚太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如果中韩两国的这两大构想实现整合，辐射区域将会覆盖整个欧亚大陆。据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将获得大量投资机会。一方面，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韩国相比属于垂直分工状态，沿线的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吸收韩国的工业品，另一方面，沿线国家的农业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韩国的投资开发可以增强其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能力，或者就地加工增值以后出口，实现互利双赢的效果。“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联通、激活贸易投资等内容与“欧亚倡议”提出的“同一个大陆（加强物流、能源、经贸网络）”建设方案相类似。“欧亚倡议”和“一带一路”的对接合作可以在IT、环保等新成长领域扩大韩国的对华投资。“一带一路”战略是深植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厚土，又面向完全不同于历史的全球政治时代而提出的关系中国崛起与否的大战略。任何国家的兴盛都可以说是“兴也地缘，衰也地缘”，一国的地理属性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命运。这一观点也是以500多年来全球海洋时代成就了诸多的海洋帝国如葡萄牙、荷兰、英国，也导致了如奥斯曼、清朝等许多内陆帝国的衰落作为有力注脚的。拥有辽阔幅员又有漫长海岸线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必须兼为海洋和大陆强国，“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在这样的地理和文化的内在要求下应运而生，即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个以周边国家为核点、以东亚地区为重心、进而辐射“带”和“路”邻近国家的全球经济战略。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以向西和向南发展为主，但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部分，通过与韩国战略对接的深度合作可以将“一带一路”拓展到东北亚方向，尤其韩国参与“一带一路”也可能带动朝鲜和日本加入，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东部终端在东北亚地区的合拢，打开“一带一路”的战略纵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