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民生热点对话“十三五”：雾霾何日不再来

　　编者按：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老百姓关注“十三五”，也期待“十三五”。为此，本刊针对百姓热点诉求，通过半月谈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调查。调查一共设计了17个选项，参与调查者可以从中任选自己最关注的十大民生话题。调查一共获取5294份有效问卷，编辑部根据投票情况选出了“原汁原味”的百姓最关注十大民生话题。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有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新华社记者以及基层群众一起参与讨论，回应百姓期待，为“十三五”建言献策。

“现如今，高峰时段不堵才是不正常的，更别说碰上极端天气了。”

　　——2016年1月的最后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让省城合肥一片银装素裹。随之而来的，是各个主干道爆发性拥堵。对此，在合肥开了16年出租车的王令如是说。

　　城市交通别总堵在路上

　　“堵”，已成为人在囧途的闹心词。在各地大力倡导公共交通出行、大力营造畅通工程的今天，缘何堵情依旧？

　　主持人：现如今，堵车不再是大城市的“专利”，它正如病毒一般迅速扩散，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小城镇也开始拥堵，这是怎么回事呢？

　　陈诺(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有一组数据特别值得关注。在高德交通大数据监测的45个城市中，对比近两年各城市高峰时段拥堵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发现：2015年有44个不同规模的城市和地区，拥堵都在进一步加剧。其中，加剧最严重的5个城市分别为广州、成都、长沙、郑州、杭州。

　　与此同时，在一些快速发展的二三线城市中，道路拥堵也广受市民诟病。从我的采访经历来看，现在哪怕身处小城，堵在路上也快成了常态，有时候三四公里的路程，一碰到堵车，开车得花1个多小时，甚至不如走路快。

　　李祥斌(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公交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合肥的情况不容乐观。近年来，合肥的城市交通建设已经步入全国第一方阵，可是仍然难挡堵点增多、高峰时段变长，公交司机的感受很深刻。

　　主持人：城市交通拥堵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地通过扩建道路、老城区改造、限行等诸多政策治堵，收效却并不明显。

　　黄筱(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分析一个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城市路网布局没有充分考虑城市形态、人口分布等需求因素，缺乏对交通问题的协调研究，从而导致城市土地利用与路网布局的失衡。与此同时，公共交通乏力，分担率低也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

　　郑黎明(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巡视员、省治堵办副主任)：现在许多大城市拥堵问题严重，治理能力赶不上城市发展速度，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的短板，规划没有跟上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要求。

　　王云飞(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我们必须承认，车越来越多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城市私家车保有量逐年增加，正加速道路拥堵的形成。私家车呈现高速度发展、高密度聚集、高频率使用的“三高”状态。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的一些治理举措，在思路上有一些偏差？

　　顾大松(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在这点上，我认为以车为本的治理思路就是一个典型，单纯地增加道路就是以车为本。以车为本的治理思路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的拥堵状况。城市道路畅通工程是许多大城市的一项重点工作，路越修越多，反而刺激了交通需求，道路的增加赶不上交通出行需求的扩大。仅仅只是拓宽道路，增加道路，根本无法缓解交通拥堵。

　　应该将以车为本的思路转变为以人为本，驾车人和非驾车人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要理性平衡两者的冲突。要把中心城区的部分道路让给行人和绿色出行者。同时加快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舒适度建设。

　　王云飞：现在一些地方常常把限购限行限外作为治理拥堵的方法，其实“限”这种交通管制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不能将其常态化，它违背了正常的公共出行需求规律，违背基本规律后会造成系统紊乱，矛盾重重，治标不治本。

　　主持人：治堵，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

　　陈诺：去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多年后重启，意义重大，也让大家充满期待。

　　解决拥堵等大城市病的关键，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城市堵病的彻底治愈尚需从城市治理的大视角通盘考虑。

　　虞纯(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汽车分公司公交车司机)：我认为治堵的关键是“疏”。大城市可以通过建设新城区和卫星城引导人口分流，形成一个公共服务设施完整的生态圈，减轻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二三线城市要汲取大城市教训，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李祥斌：我想除了继续加大建设公共交通的政策力度和资金投入，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制定一个长远规划，研究制定公共交通监测评估与长效机制、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场站综合开发制度、票制票价制定制度等，同时通盘考虑“错峰出行”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黄筱：我比较关注智慧交通的运用和推广。要加快智慧交通的普及，通过大数据分析加强交通管理，尤其在面临交通事故与恶劣天气时可以及时提供预警，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顾大松：我也同意。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定位功能、出行数据都能成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力工具，同时“拼车”“顺风车”等这些以共享经济理念为出发点的新业态，不仅提高存量车的利用率，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的购车需求，减轻了城市交通压力。

　　整理：陈诺 黄筱 主持人：何晏

　　“没有稳定的就业，发展注定不可持续；没有高质量的就业，百姓注定不会幸福。”

　　——在谈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时，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这样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

　　新常态下，经济在转型，结构在调整，一些过剩产能必须压减，不少传统行业正在兴起机器换人……这些都是“十三五”期间我国就业面临的新形势。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保卫我们的就业？

　　主持人：请问，各位对当前就业情况有何见解？

　　罗明忠(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各项经济数据指标基本呈现增速放缓的态势，但是，就业指标还不错，超额完成了年初定下的任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同样的GDP增速下，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比第一、第二产业都更为突出。因此，虽然GDP增速放缓，但构成改变了，这对稳定就业形势作用巨大。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各地都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尤其是大力推动“双创”，也为就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王骏勇(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就我的观察，现在就业形势总体还算平稳，保持动态的大平衡格局。比如江苏实施了新一轮促进就业创业政策，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13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3.1%以内。当然也不能说没有压力，主要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用工成本持续增加，技术升级加快，出现机器换人趋势，一些技能水平有限的产业工人就业受到一定冲击，但高素质劳动者、高技能人才依然缺口巨大。

　　叶含勇(新华社四川分社成都记者站站长)：我对成都的情况比较了解，就说说成都的情况。总体上，就业形势稳中有升，但压力仍然较大。具体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与难点：一是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但企业的用工需求与求职者就业意愿、技能状况存在结构性矛盾。二是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结构调整引起区域性、行业性就业变化将更加明显。比如2015年成都市工业新增就业的产业占比下降达7.38%。三是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就地就业，2015年，全市劳务输出同比减少7.71%，这既是注入成都发展的一股新力量，也为成都的就业形势带来了压力。

　　主持人：“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换挡、化解过剩产能、结构转型升级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大吗？

　　沈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这些变化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也是“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主要趋势，不可能不对就业形势带来深刻影响。我觉得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下行导致就业岗位收缩。我国GDP上升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130万～150万人就业，反之GDP下降一个百分点必然会导致就业需求下降。尽管国家已充分权衡了经济增长与保障就业的关系，但经济增速放缓将对就业空间拓展带来一定难度。

　　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就业新机遇。以江苏为例，2013年全省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5%，此后逐年递增，这表明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初步成效，整体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这对就业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新契机。

　　三是新动力对人才素质带来新挑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长期性，创新驱动需要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目前转型升级初期，会出现需要就业群体的能力与经济发展匹配程度不升反降的现象，就业难度可能在短期内加剧。

　　李倩薇(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沈厅长的分析非常全面。就我自己所见，我觉得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可能造成隐性失业显性化，部分困难企业分流的职工年龄偏大、技能偏低，对新兴产业适应能力差，转岗就业难度大。同时，新成长的知识群体供求不匹配，一线技工和青年普工长期短缺。总体来看，就是就业结构性矛盾可能会更加突出。

　　王骏勇：我对这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深有体会。比如建筑业，去库存压力大，新开工项目减少，对建筑工人的就业影响将是较大的。但是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就业也要随之调整，可能淘汰下来的一批建筑工人，又转移到了其他行业、领域。这会有一些阵痛，但总体来看是可控的，会呈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主持人：机器换人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潮流吗？它对就业尤其是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如何？

　　沈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特别是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机器人生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从事简单操作的低技能型的劳动力，这应当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潮流。

　　罗明忠：机器换人确实是一种大趋势，对于企业而言，它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动效率。机器换人是会造成部分劳动岗位的流失，个别行业甚至会出现相对高比例的流失，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工人可能只是转岗，并不一定都是失业。

　　再仔细分析机器换人，换的主要是什么？一是重体力劳动，二是简单重复的劳动工序，三是高污染、对人体有害的高危作业岗位。这些都是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从事这些工作的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的就业必然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机器人是要靠人设计、开发、操作、维护的，随着机器人的大量使用，新的就业岗位也将不断涌现，如果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等途径，提高他们的技能，那么机器换人至少对部分农民工的就业不是挤压，而是提升。

　　叶含勇：我对机器换人有一点不同看法，我认为它不会快速蔓延开来。机器换人首先是一个人工成本与机器成本相比较的问题。如果就业形势不好，人工成本低，企业可能并不会选择机器换人。此外，机器人技师、工程师的短缺，也是机器换人的一个制约因素。

　　主持人：总体上看，“十三五”期间就业形势与此前相比有新的变化。基于此，各位对“保就业”有何建议？

　　叶含勇：保就业，每个人自己肯定都会想尽办法，提建议主要是对政府而言，政府应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成都，政府主要是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最近又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加快打造西部人才核心聚集区的若干政策》，打算通过多种途径，鼓励人才聚集，形成创业高地。这对于稳定就业能发挥基础性作用，也是政府应该做的。

　　黄浩苑(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我认为保就业，政府最该发力的环节是工人培训和职业教育。不管是机器换人、结构调整还是化解过剩产能，一些岗位流失是必然的，但岗位流失不等于工人失业，他们完全可以转岗。这其中，关键就是技能需要更新、需要调整。但工人仅仅依靠自己实现这个转变很难，政府在其中必须要有所作为。

　　罗明忠：做好培训工作确实是很重要，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十分重要。第一是降成本，努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第二是搭平台，人尽其用。政府对就业大局的把握非常重要，一方面掌握市场的变化，及时发现岗位流失的情况和市场新需求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劳动者的转岗需求。通过搭建平台，促进信息的有效对接，减少盲目流动，对稳定就业也十分关键。

　　整理：王骏勇 叶含勇 黄浩苑 主持人：高远至

“雾霾天的时候真想马上逃离北京。”

　　——刚刚大学毕业的赵倩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可一说起雾霾，她对未来的生活就忧心忡忡。

　　雾霾何日不再来

　　去年底以来，部分地区持续的雾霾天气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近年来各地不断加强对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距离百姓的期待还有不小的差距。

　　主持人：雾霾的成因是复杂的，各地采取治理措施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如何看待雾霾天的产生？

　　毕军(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从雾霾源的构成来看，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以及工地扬尘是污染的最主要来源。三者加起来基本上占到80%以上。

　　魏复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散煤燃烧造成的污染比较严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其对雾霾的影响不可小觑。农村烧1吨散煤比火电厂清洁燃煤50吨排放的污染物都高。

　　包景岭(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关注一般性，也要关注特殊性。2015年底的雾霾还有个特殊情况，主要原因是超静稳天气持续时间长。我分析，这次更多的是受锋面逆温的影响，暖湿气流正好在京津冀地区与冷气流相撞，热空气上升造成了大的污染带，而且强度很大，没有大的天气过程很难破坏这个污染带，而以往这样的逆温更容易出现在海上。

　　主持人：各位对机动车限行等措施怎么看？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怎么理解？

　　毕军：机动车限行只是治理大气污染的一个治标办法，从机动车尾气治理的角度看，减少汽车尾气里的污染物含量更为关键。我们应该不断提升燃油品质，同样的一升汽油，品质不一样，污染物的排放完全不一样。品质好的汽油和差的汽油污染物排放能相差四到五倍。

　　当然，约束个人过度的消费行为，压缩高能耗的工业项目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当我们的物质消费适可而止的时候，就会减少经济发展的压力。

　　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需要我们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做出更加科学的改变。我们不能期待过着高能耗的生活而享受低污染的环境。

　　陈蒙蒙(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环保厅厅长)：中央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江苏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人口密度大、开发强度大、经济体量大，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江苏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生态环境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平衡好与环境的关系。同时，江苏已被国家列为区域发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省份。我们将改变以往“等比例、一刀切”的做法，指导各地处理好利用环境容量、控制排污总量、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增强区域发展与保护的协调性。

　　主持人：雾霾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此怎么理解？

　　陈蒙蒙：雾霾治理不能脚痛医脚，头痛医头，我们要对产生污染源的这些领域全面系统地开展工作。今年江苏在能源、工业、交通、建设、城乡五大领域，将开展1437个大气治理项目，包括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清洁能源利用、将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纳入总量控制范围、落实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措施、确保火点同比不上升等。

　　国家已经有了长三角大气治理的合作机制，要充分发挥这个机制。去年我们保青奥，就充分应用了这个机制，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全部联动。

　　杨震(全国人大代表、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我认为，治理雾霾应该专业立法先行。雾霾困扰着许多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在环境保护立法上的一些不足，特别是没有将环境所涉及的大气、土壤、江河湖海中的水等，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制定相互衔接而完善的环保法规。同时区域间立法缺乏一致性，这对于跨越区域的大气治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我们应将大气、土壤和水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体化治理，在立法、监管和治理上都要树立整体的概念。

　　主持人：治理雾霾，还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包景岭：农业生产对大气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秸秆焚烧对大气产生直接影响，而秸秆还田腐烂也会产生甲烷等挥发性有机物，所以除了“五控”之外，“控农”也十分必要，需要引导农民正确处理秸秆。

　　对因控制排污可能引起的竞争不公平问题也需要重视。一些企业为了保护大气加上脱硫设备，但随着成本增加产品售价也会增加，如何通过政策来完善和保障公平竞争也是十分重要的。

　　整理：杨绍功 李鲲； 主持人：何晏 　　　　　　　　　　　

　　“我将酒店改建为养老院后，很多人说我脑子出了问题，但我认准了要搞养老，因为我也会老的。”

　　——北京市丰台区铁匠营街道养老照料中心院长王建良说。

　　养老：不该为床位揪心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代，公办养老院人满为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公办养老院为何“一床难求”？在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当下，养老如何破题？

　　主持人：从目前情况来看，在大中城市，公办养老院床位紧张，尤其是一线城市，几乎“一床难求”。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润健(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问题主要集中在市区。这些地方交通便利、医疗资源集中、社会养老需求大，公办养老院价格也比同等水平的民办养老院低，加上老人对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更加信任，所以“一床难求”问题比较突出。

　　黄元龙(浙江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老年服务处处长)：“一床难求”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养老机构有其自身特殊性。因为床位是有限的，而且替代率比较低，住满后，后来者想入住，就得等候。这不光在我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去年，浙江省养老机构入住率在66%左右。为什么还有空置？一方面，是因为这几年养老机构大发展，而养老机构要住满一般需要七八年，一个大型养老机构5年内入住率能到5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还有不少养老院，特别是农村养老院条件较差，虽有床位但很多老人不愿意去。

　　方嘉珂(天津鹤童养老院创始人)：国家投资兴办养老院的初衷，是要起“托底”保障性作用。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公办养老院把收住人群锁定在生活自理、能歌善舞、吟诗作画的老年群体上，那些无权、没钱但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自然“难求一床”。

　　主持人：对于在地理位置、服务、收费等方面存在优势的公办养老院，导致“一床难求”的原因之一是对收住的老年人没有明确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的界定。

　　方嘉珂：应该公开入住公办养老机构者名单，不能再冒用纳税人的钱来赡养健康、低龄、生活自理的老人了。

　　周润健：作为“保基本、兜底线”的公办养老院，应当提供救助性和保障性的基本养老服务，服务对象应当是三无、五保、高龄、失能、失独等存在特殊困难的老年群体，回归“保基本、兜底线”本位。

　　方嘉珂：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应就地转为“民办非”登记，变政府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方式为向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的老人购买服务方式。同时，要培育和兴办专门面向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老人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

　　柴海燕(杭州市雍柏荟老年护养有限公司副总裁)：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仍旧存在定位不明确不清晰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政府在其中应该起到的作用是托底，而把其余市场份额归还市场，让市场来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

　　主持人：公办养老院排长队的同时，民办养老院却遭遇“住不满”的窘境。市场潜力巨大的民办养老院缘何遭遇“成长烦恼”？

　　张文革(天津市龙福宫老人院负责人)：公办养老院是政府“亲生”的——土地是无偿划拨的，房子无租金，员工工资由财政拨款，水电气暖都不是按市场价格上交的。反观民办院，这些费用都要算进运营成本中。仅房租一项就占掉一半的收入。

　　周润健：最近我在天津一些民办养老院采访时了解到，除了持续上涨的房租给民办养老院带来生存压力外，养老护理员岗位招工难、留人难也是民办养老院的一块“心病”。

　　张文革：养老护理行业确实很辛苦，脏、累、苦、待遇差、工资低不说，有时碰到那些脾气古怪的老人，确实很难伺候。近两年，虽然我们在努力提高工作人员待遇，但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

　　李久茹(天津市劲松养护院院长)：由于人手短缺，民政部门组织的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培训我们很难派人去参加。

　　方嘉珂：虽然全国各地现在都在努力实现100%持证上岗的目标，但目前的情况是培训一批走一批。

　　张文革：近年来，为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有些政策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傅企平(全国人大代表、宁波滕头村党委书记)：要避免养老院“公热民冷”的现象，关键还是要错位发展，养老需求的层次结构不一样，民政部门应该积极引导，按照不同层次需求来开展养老院建设，满足养老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整理：周润健 商意盈；主持人：姜磊

　　“产品要进入市场，得经过省市县三级认证，并为此支出高昂的成本，这已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江苏某上市公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基层办事能否再顺畅些

　　随着简政放权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基层办事比以往顺畅许多，但依然存在一些死角和盲区。对此，群众呼声强烈。

　　主持人：现在基层办事难、办证难还有哪些表现和特征？

　　王开玉(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基层办事比以往顺畅多了，可对农村以及某些特定人群来说，“办证多，办事难”的现象依旧存在，有些地方仍旧存在层层设卡的问题。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领域的创业机会和空间逐步增加，但融资渠道不畅、担保难是很多创业者面临的最大瓶颈。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创业青年在申请贷款时没有担保人，也没有什么抵押物。加上很多项目又倾向于那些形成规模、有人脉关系的企业，很多人因此而放弃创业。

　　孙宝强(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专家理事、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确有这种情况。简政放权带来的获得感在基层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比如，在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仍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的“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方面办起事来自然顺畅。而对于不在上述“优待”范围内的事务，有些工作人员就会“看人下菜碟”。

　　杨绍功(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说到办事难，应更多关注企业的办事难。现在老百姓跑个证、“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情况少了，而企业办事被卡的情况时有发生。

　　主持人：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实不到位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蓝绍敏(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泰州市委书记)：在我看来有这么三个原因。一是部门权力意识太重。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讲到优化发展环境、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大家都赞成，但到了具体清理审批项目的时候，一些部门却“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讨价还价，软磨硬拖，找各种理由顶着不办，想方设法保留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深究起来，是有些同志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

　　二是“中梗阻”现象严重。我们讲到优化商务环境，大家都赞成，但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不是按国际惯例和公平公正原则提供优质服务，而是“乡下锣鼓乡下敲”，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当初的承诺不兑现，应有的服务跟不上。有的部门对特定的社会中介机构不善管理，甚至帮助一些机构搞“独家经营”，在缺乏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任由其侵蚀投资环境。

　　三是不作为心态作祟。有的基层部门和领导，抱着不干事也不能出事、不乱为也不作为的心态，搞被动服务、消极服务，最终影响外来要素的集聚，影响地方的长远发展。

　　王云飞(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基层办事难，其实无外乎两点。一是有利可图，易于权力寻租的领域难改革，这些领域很多与现实利益相关，少数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往往有种获得利益的思维。二是政策规定不明确的灰色地带，权力部门有规避风险的思维预设，怕担责任。

　　主持人：还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基层办事难？

　　黄霄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审批服务管理处处长)：办事难，难在政府部门不是一个窗口对外。老百姓经常说办一件事要盖无数个章，其实是政府部门多头管理、层层审批的结果。

　　孙宝强：基层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还在于政府部门没有持久、有效的外部压力。在一些地方，监督的制度规定都有，但往往执行不到位，或者根本就是摆设。如何让监督更加有效是关键。

　　基层公务人员素质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办事效率，导致现代化审批手段无法发挥足够作用。一些地方推行无纸化审批、网上审批，但一些公务人员不会使用，收到申请后先打印出来讨论、报批后再进行网上操作。

　　王云飞：是啊，从监督角度来看，基层政府工作如果没有透明化的流程，外人很难掌握一项审批事项进度如何，不透明必然使质询乏力。

　　主持人：切实解决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的问题，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平、及时的服务。

　　王开玉：我们还需要增加公务员的工作激励，可以探索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薪酬制度，形成公务员工资可升可降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审批标准和流程制定，运用好听证制度，对于审批标准和流程进行听证。

　　蓝绍敏：从泰州来说，我们放弃了拼资源、拼优惠、拼政策的“老三拼”套路，树立了比政府职能转换、比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活力、比符合国际惯例商务环境的“新三比”理念。从“老三拼”到“新三比”就是解决企业办事难的理念上的转变。

　　列出政府权力清单后，我们还将把清单协调整合，实现统一，避免各自为政，清除群众和企业办事的明沟暗坎。积极稳妥推进“六个一”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更大力度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为创新创业清障搭台。

　　整理：陈诺 杨绍功；主持人：何晏

　　落实法定节假日和带薪休假等“普惠性”法律和政策，比鼓励实行“有条件”的两天半休假更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的假期还给我

　　“2016年将推动完善针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休假保障措施；加强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在保证每周法定40小时工作时间、不影响群众办事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员工错峰休假、弹性休息，探索夏季2.5天休假模式。”不久前，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传出的这一消息给长期难以休假的职工带来了希望。

　　主持人：对于与休假有关的政策调整，大家有什么感受？

　　周蕊(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新计生法删掉了有关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提倡符合规定生育的，可以享有延长生育假的相关奖励。从2016年1月1日起，晚婚奖励假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理论上只保留3天婚假，而各省的婚假从3天到1个月不等。我采访了解到，不少处在适婚、适育年龄的人表示，妇女节、青年节没休过，双休日和节庆假期能否休息要“看运气”，以往休假几率最大、时间最长的晚婚假如今又被“取缔”，感觉假期实在是不够用！

　　王冰(北京白领)：我原本打算今年1月28日领结婚证，因为正好是星期日，还打算邀请亲朋好友来见证。可一听说婚假政策要变，去年12月31日，我特地请假“突击”领证。到登记中心一看，已经好多人在排队了，最后一直到下午快关门才搞定。不过，我还是挺庆幸能赶上“末班车”，否则我早就定好的欧洲蜜月之旅可就泡汤了。

　　程迪(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晚婚假虽被取消，但多地职工仍可享受由晚育假调整的“生育假”。目前有超过11个省明确，女方产假在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性产假基础上，增加30天至60天。其中，安徽、四川、宁夏、山东等地女方产假均增加60天。

　　张蓉(上海的一位准妈妈)：我马上就要临产了，虽然关注上海版的产假政策，但不抱很高的期望。因为不管规定怎样，从同事的经验来看，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单位大小领导要么频频到家拜访，要么通过短信、微信提示你：该上班啦。这些年就没有一个同事能真正休足产假的，平时法定节假日能正常休就很不错了。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公众对休假的增加、减少乃至挪动，都很敏感。公众休假权的落实需要算经济账和“居民感受账”。捍卫公民的休假权，这就要求正视我国公民法定节假日明显偏少的现实情况，增加职工和单位对“休假权”的认识，不能只盯着经济利益看，还要让职工有获得感。

　　楼嘉军(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对“休假权”的保障，看的不仅是明面上法定假期有多少，还要看实际能休的假期长与短。

　　主持人：目前，“2.5天假期”模式已经或即将在一些省试点推开，各位对此怎么看？

　　程迪：2015年率先实施“2.5天假期”的江西上饶市的做法比较有代表性，当地的执行时间为每年的6月1日至8月31日，实行周五下午与周末休假，周五的半天休假时间计入带薪年休假，所休时间从年休假中扣除。若年休假可休天数不足以抵扣夏季周五下午休假累计天数，仍可享受夏季周五下午休假。

　　柯超(江西上饶某国企员工)：我是“2.5天假期”的受益人之一。以前周末出游行程太过匆忙，尤其是带着孩子，根本玩不好，如果想要周五提前出门避开高速公路的高峰期还得请事假。去年夏天，我利用两个小短假，自驾带着家人到湖北、广东等周边省份游玩。以前周末只能在附近转转，现在时间更从容，能跑远一些的地方，以后出游就不必去凑“小长假”“黄金周”的热闹了。

　　陈俊卿(全国人大代表、上饶市委书记)：上饶市是旅游大市，科学完善公休假、规范带薪休假制度提高了本地游客的出行意愿，“2.5天假”带给上饶旅游业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朱征夫(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律师)：带薪年休假是企业职工根据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所享有的法定权利，以何种方式休年假应由职工自行决定。政府可以引导企业、职工或工会组织就年休假的休假方式达成协议，但不适宜以行政方式强行安排职工年休假的休假方式。

　　周蕊：如果政府出台的意见仅是“鼓励性”的，就不具有普遍的强制性和约束力，一些单位特别是非公营单位很容易以“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实行。

　　崔铁柱(北京外企职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安排2.5天休假，确实能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休假福利。但其他“没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企业的员工，则可能得不到任何实惠。这么一搞，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与其他企事业员工之间休假福利的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是变相加大社会的福利差距。要我说，还是应该先把带薪休假落实好才行。

　　主持人：带薪休假，我们还有多远？

　　许光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享受带薪休假的城镇正规就业人口至少有3亿。但2015年人社部的调查发现，全国单位带薪休假落实率仅为五成，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落实情况不佳。落实带薪休假比较好的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部分人之所以不休年假，是担心休假影响前途和收入。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希望通过减少员工带薪休假时间来降低成本，因而不愿主动落实带薪休假。

　　周蕊：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理想，一大主因是相关条例缺乏约束力。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人社部《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已实施多年，但是这些文件并未明确用人单位不执行的法律责任，对用人单位缺乏威慑力。

　　方乐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应加强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职工休息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援助，对拒不执行“带薪休假”制度的单位及主要负责人明确相应的处罚规定。

　　朱征夫：《休假条例》第七条和《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虽有相关规定，但主要是针对企业不执行带薪年休假应给予职工补偿或赔偿，并没有针对企业的惩罚性规定，因此对不执行带薪年休假的企业出台细化的行政惩罚措施是有必要的。

　　整理：周蕊 程迪；主持人：李力 　　　　　　　　　　　

“全面二孩”后，民众的反映多是“不敢生，生不起”。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这样说。

　　二孩，生吗？

　　从今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新政策会提高国人的生育意愿吗？我们的社会为此准备好了吗？

　　主持人：各位怎么看当前放开“全面二孩”的时间点？

　　顾骏(上海大学教授)：在多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70后相对于多为独生子女的80后更倾向于生育多胎，然而从时间上看，即使是在政策临界点上的最后一批多孩也已经错过了生育的黄金期，现在“追生”的话，高龄孕妇的生育风险很大。

　　杨雄：放开“全面二孩”后，由于受益群体中育龄妇女年龄整体偏高，其生育意愿较低。有调查显示，70%到80%的人都说自己愿意生二孩，但真正生二孩的人只有30%。80后是现在的主要生育人群，但是他们的生育能力并不乐观。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数据显示，随着不孕不育率的上升，约有12.5%的80后将面临严重的生育危机，其中男性不育因素占不孕不育原因的1/3。这些都是“全面二孩”政策后，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主持人：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不敢生”是不少白领女性的普遍心态。有观点认为，生二孩不仅是女性求职的一道显性障碍，二孩上学、就医以及社区幼儿园配套等问题，也需要社会认真考虑，及早做好准备。大家怎么看？

　　何慧(上海白领)：我马上就30岁了，儿子已经两岁多，再要一个猴宝宝的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但我的二孩计划只有家人和亲密的朋友知道，在单位里我是秘而不宣的。如果现在就让领导知道了，肯定就得给我调岗去后勤部门了，收入得差一大截。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一线岗位，我打算等怀到四五个月之后再向领导“坦白”。

　　周蕊(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一位资深人力主管告诉我，在招聘女性新员工时，公司一般倾向于已经婚育的员工。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下次招聘得婉转问问已经生育的应聘者还生不生了。

　　廖君(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我近日参加了几场大型的周六招聘会，580家招聘企业有七成招聘女员工，我随机选取了10家企业“应聘”，其中有8家企业的招聘经理在听到记者“有生二孩计划”时，当即婉拒了我。现场招聘的企业中，有3家企业在其招聘简章中，对部分岗位要求明确注明“女性(已婚已育)”或“已婚已育优先”字样。二孩政策实施后，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现实困难，女性就业者的二孩权益如何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孙晓梅(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我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带去了《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建议成立反歧视的立法和专门机构，不得在招聘过程中要求女性求职者提供婚姻和生育状况的信息，不得因女职工在应聘时没有如实陈述婚育信息而对其进行惩戒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主持人：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另一大因素是不是“生不起”？

　　周小姐(上海白领)：我女儿不到3岁，虽然早就符合“单独”生二孩的条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让我对生二孩望而生畏。我们现在是全家打工全力以赴养一孩，花钱从怀孕就开始了，每次产检若想少排队，挂个特需号就得300元，产检加上生产住院的费用接近2万元；请月嫂一个月8000元，节假日还要算双倍或者三倍工资；奶粉按250元/桶计算，一年的奶粉钱就差不多1万元；孩子没人带得送幼托班，一个月至少2000元；未来如果想给孩子学个钢琴什么的，兴趣班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笔……

　　陈先生(刚刚升级为爸爸的北京市民)：产检真是艰辛的过程。胎儿到了一定周数以后，只能看专家号，普通号看不了。我一大早5点就去排队，等到了7点多挂号窗口上班时专家号就直接挂完了。在网上预约专家号，已经排到了6个月以后，最后只能从黄牛那里花600元买号。医院虽设置了特需号，但不能报销，而且比普通号贵出了近500元。

　　王真(北京市政协委员)：现在不只是妇产医院，各个医院的妇产科压力都很大。二孩政策的推出不能把责任和矛盾都推给医院，生育需求现在已经超出了医院的接诊能力。在硬件设施上，国家可以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但是在医护人员的培养上不是一蹴而就，她们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顾骏：80后是当今生育的主力，他们原本已经在“421”的家庭结构中不堪压力，现在如果调整到“422”结构，承受的重担在成倍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

　　主持人：增加孕产妇医疗服务设施，增加社区学前教育机构配套设施、全面普及有质量的学前三年教育，是不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陈女士(武汉白领)：生伢不易带伢更难。作为职场女性，生完宝宝后，我最难熬的是休完3个月产假后到小伢3岁上幼儿园前的这个空当期。因为家里没老人带，有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到处找人带孩子，宝宝基本处于“流浪”的困境。

　　缪女士(北京市民、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大女儿快4岁了，附近3所公立幼儿园都没能进去，只能在私立早教班里勉强看着。好的私立园都价格不菲，我们工薪阶层养两个孩子真心感觉负担不起。

　　贺优琳(全国人大代表、退休教师)：我曾经五次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尽快放开“全面二孩”，但从“单独二孩”放开之后几年间的低生育率上看，愿生、敢生的人并不多。要改变低生育意愿的现状，政府就要多走一步，鼓励生育，为生育创造条件。孩子不仅是家庭的成员，还是国家的未来，政府在生育投入上要算“大账”，化解生育的外部成本，应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下实现义务教育的“前移”，化解幼托难和幼托贵的问题。

　　刘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全面二孩”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孩子的出生、抚养、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环节上的公共服务配套投入，要把现在由家庭负担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转变为社会公共服务、保险体系来承担。一方面延长二孩妈妈的产假和丈夫的陪护假，另一方面可以鼓励用人单位允许让二孩妈妈先暂时辞职，等孩子大了再重新就业，要保障就业的接续性。

　　杨雄：财政可以对妇女生育险和幼儿园等加大补贴，以减少雇主承担的成本。另外，考虑按照家庭负担和赡养人口综合征税，以提高生育积极性。

　　整理：廖君 周蕊 孙蕾；主持人：李力

单靠一纸行政命令是堵不住择校的。

　　——安徽省铜陵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刚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孩子教育，是件大事。一直以来，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所引发的“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始终为公众所诟病。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14年至今，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全国各地也大力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工作。然而，对于就近入学，人们褒贬不一，有观点甚至认为，就近入学让择校演变为“择房”。一些地区采取的大学区、教育集团化等措施，其效果也有待进一步观察。择校，这个问题到底有解还是无解？

　　择校，有解还是无解？

　　主持人：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免试就近入学，从老百姓的感受和各位自身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一政策现在效果如何？

　　张苹英(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吉首大学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院长)：就近入学这个政策目前看还是比较有成效的，大多数学生都可以保证就近入学。但应该看到，很多人是出于政策要求，不得不就近入学。

　　曾俊森(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博士)：就近入学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国家层面是希望借此保障每一个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确保教育的公平原则。但就效果而言，只能说在阵痛中等待新生吧。

　　张苹英：我不是反对就近入学，目前看来全面推行就近入学，最大的问题是学校间的差距太大。现阶段我们普遍面临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近入学怎么搞都难得到社会普遍认可，更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贺优琳(全国人大代表、退休教师)：没错，就近入学和教育均衡之间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保证学校间的差距不至过大、每个学校都有好老师，家长才不会舍近求远、不惜代价把孩子送到一个更远的学校。现在我们是希望通过就近入学来促进教育公平，所以在未缩小校间差距的情况下，就强制性要求百分百就近入学，是不妥当的。

　　谢樱(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我也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看来就近入学对很多家庭而言，就是被动接受。一方面片区内学校划拨不可控，另一方面就算身处名校学区，但“微机派位”下的学位分配更不可控。在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推行“就近入学”，无疑是备受质疑的。

　　主持人：现在有观点认为，就近入学政策让择校变成了“择房”，大家怎么看？

　　殷飞(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从某种程度上说，严格实行划片入学加剧了“天价学区房”现象。因为以往“以钱择校”“以权择校”行不通了，加上推优、特长的招生名额也在不断缩减，购买学区房成了许多家长送孩子进名校的唯一方法。

　　曾俊森：是这样。就近入学政策下，择校与择房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认为学区的划分应该是一个综合因素共同发力的结果，而不应是单一标准导向的。当然，很多家长强调绝对化的一碗水端平，以当前的教育形势和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来看，是做不到的。

　　张苹英：没错，学区划分还是要有一套相对固定、合理的标准，不能经常变化。首先学校的布局要合理，在学区内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都应配置，不能小学在这个区上，中学又划入那个区。其次要考虑人口密度，不要这个学校四五十人一个班，那个学校七八十人一个班。第三要严格按地理位置划分，减少人为干扰。第四，划分后应当相对固定，不得随意变化。

　　谢樱：我倒是觉得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前提下，学区范围怎么划都不合适。因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学区怎么“划”，而在于资源怎么“分”。正是因为学校水平有较大差距，一实行“就近”，大家都想划进较好的学校，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如果先有教育资源均衡，学校水平都差不多了，学区怎么划都好接受，就近入学也就水到渠成。

　　主持人：说到教育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现在各地普遍采取大学区、教育集团化等方式，效果到底怎么样？

　　谢樱：名校办学集团化的趋势，如今在各地都已经初见成效，很多名校的“分校”，在城市的各个片区开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能以就近入学的方式进入“名校”，集团化的统一管理、教育理念的一致，也让家长觉得教学质量更有保障。

　　曾俊森：目前看来，似乎也很难再找到比大学区、教育集团化更好的解决路径。但我觉得这都只是形式上的探索。

　　谢樱：是的，部分“集团化”下的“名校”，教学质量、师资力量仍然存在较大差别，一些集团化的学校只有优质头衔之名，并无优质师资之实。很多家长仍然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往名校“本部”就读。

　　殷飞：仅靠教育部门以行政手段调节，很难遏制这种现象。我倒是认为，现在不仅是要把新办的普通学校尽快办成家门口的好学校，还要改革教育评判机制，真正强调学校的办学质量、特色，而不是看学科成绩。另外，应把热点民办初中也纳入电脑派位招生范围，义务教育阶段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让所有学校的生源趋于均等化，才能为教育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贺优琳：没错，现在公办学校择校热度降下来了，但是民办热点学校、外国语学校依然让学生和家长向往。这样下去，我们改革的初衷就很难实现。

　　主持人：从就近入学这个政策说开去，近年来教育改革方面措施不少，但改革推进过程中往往阻力很大，各位认为这其中阻力主要来自哪里？

　　张苹英：近年来教育改革受到高度关注，相关方案、措施也出台了不少，从教育一线的情况看，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并不大。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阻力：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舍不得放权、不愿放手。二是学校不愿冒风险。三是教师工作压力大，不愿也无暇去尝试新东西、探索新路径，改革和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曾俊森：阻力主要来自人心。办学硬件的改进，按部就班就能实现，但是择名校、找名师等主观理念的消解就不那么容易了。当前社会的竞争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困扰着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这种紧迫感或者说是压迫感，使得家长愿花大代价来教育孩子，哪怕只是一厢情愿。

　　谢樱：我国的教改那么多年了，成绩不能否定，但有些举措确实是治标不治本。教育必须正视“指挥棒”效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教育，最终都是“指挥棒”下的产物。比如高考催生了应试教育，但应试教育并不是中国独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的“指挥棒”效应单一化、格式化了。所以说，只有国家从顶层设计改变这种模式化的评价体系，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才可能真正有所改变。

　　整理：谢樱 凌军辉 主持人：郑明达

比得病更闹心的是看病和报销。

　　——带妈妈来北京看病的吴晓芳在等化验单间隙，拿出手机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是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作为医疗保障的第一张网，政府主导的基本医保确实兜住不少大病家庭避免滑入深渊。但如何让医保便捷而有保障，让老百姓能安心治病，是大家最关注的。

　　医保：应便捷而有保障

　　主持人：随着人口大流动及社会迈入老龄化，医保异地报销日益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身处异乡、医保受限，令许多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心焦。

　　刘英(安徽籍患者)：我今年32岁，患脊柱侧弯，辗转去过各地看病，去年来到成都。因为脊柱侧弯比较厉害，需要做几次大的矫正手术，至少要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能报销的份额本就不多，只能攒齐一堆发票和单据寄回老家，让亲戚帮忙跑腿报销，整个过程很繁琐，报销流程也长，对我们这样的大病患者来说，很辛苦。

　　林昭德(吉林省退休人员)：我跟老伴和亲家两口子轮着来北京看孩子，生一次病，心疼大于病痛——因为异地看病没法报销。

　　主持人：异地就医报销难是医保领域长期存在的顽疾。到底是什么把医保困在原地？

　　董小红(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我国医保实行属地管理，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医保政策也不一样，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存在较大差异，收费水平、诊疗项目等也都不同。各省医保基金有限，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两地之间，医保筹资水平差异较大，利益难以平衡，因此，医保异地对接阻力也就很大。例如，在较发达地区，医保待遇水平高，外来人口如果全部在当地报销，可能会导致原参保地医保基金难以承受。

　　在技术层面上，目前各省之间还未实现医保信息的互通互联，大部分省还没有建立省级医保异地就医结算中心，各地之间医保信息没有联网。因此，没法实现实时报销。

　　主持人：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背景下，怎样让百姓更好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让异地就医群体免于经费垫付和往返奔波？

　　张德明(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在解决异地医保报销难问题上，要打破不同地域、不同医院之间的“信息孤岛”，可以施行区域性医保联盟试点，打通临近区域之间异地医保的梗阻，再向全国铺开。

　　胡梅英(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儿童医院护理部副主任)：确实，各地医保覆盖范围、报销程度差异很大，结算系统不一致，加强制度的统筹、规范、统一，是实现异地医保的必要前提。要实现医保异地报销，需要破除部门利益和条块分割，推进制度整合，运用信息化、大数据手段，加快建立完善统一的国家级平台。

　　主持人：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患者越是大病，越要到上一级医院就诊，可越往上，报销比例越低，这种“倒匹配”的局面是否说明医保制度不尽合理？

　　贾爱芹(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说得没错，我也认为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医保政策有一个方向应调整，因为小病不会致贫，大病基层处理不了只能向上转诊。实际上，越往上级医院就诊，患者花费越多，但报销的比例反而越低。医保报销不能搞一刀切，应该按各级实际诊治能力，按照患者实际需求来科学制定报销比例。

　　高皓亮(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新农合也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为引导群众合理就医，新农合报销标准为越到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越高，而省级、外地医院比例最低。目的是为了将小病患者留在基层医疗机构。各地乡镇卫生院名义报销比往往可达90%以上，县级医院名义报销比可达80%，地市级医院可达70%，省级医院可达60%。但对于各类大病患者家庭来说，基层医疗机构不具备救治条件，需要选择省市大医院。因此对于罹患重大疾病的患者，越往上走，花钱越多报销比例越低。我认为这是有改进空间的。

　　主持人：国外看病报销比例高，相当一部分是商业补充险，我国是否也应进一步健全这一机制，以减轻百姓看病负担？

　　贾爱芹：应该！基本医保不能全管，应定位在保基本。我国有13亿人口，基本医保资金有限，如果所有的病都纳入基本医保范围来补偿不现实。基本医保之外应增多保障渠道，比如商业医保，国家应倡导、鼓励参保患者同时参与商业保险，特别是大病保险。

　　刘翔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虽然对基本医保之外参加商业保险的数据没有做过统计，但我在采访中明显感觉到，这个群体是庞大的。基本医保的覆盖面和报销比例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商业保险作为有益补充是个正确的选择。

　　武侠(山西长城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近几年，健康保险成为销售最好的险种之一，中国百姓对商业医保有需求。一些地方由政府出资补贴，鼓励参合农民购买商业保险，这种模式也很受保险公司欢迎。

　　整理：董小红 高皓亮 刘翔霄 主持人：苏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