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峰会为G20构建新支柱开拓新领域

　　2016年G20杭州峰会已经落幕，在各成员国的协同努力之下，此次峰会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充分体现出中国为杭州峰会所奠定的“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主题，而且也展现了中国在发挥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作用中的领导力。自从接任主席国以来，中国不断展现出首创精神，首次将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性的创新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议程、绿色金融、结构性改革等议题纳入G20议程。本着同舟共济、精诚协作精神，中国与其他G20成员相互协调配合，召开70多场会议，达成29项成果协议，形成“着眼长远、综合施策、开放创新、包容发展的杭州共识”。

　　中国主办G20恰逢其时

　　自从2008年以来，G20峰会已经举行过10次，杭州峰会作为第11次峰会由中国举行，可以说正当其时，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体现出历史性时刻的巧合。

　　首先，杭州峰会恰逢中国的国内发展议程与G20议程的相互契合之时。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好与此次峰会的主题遥相呼应。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界峰会(B20)开幕式上的发言时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这一契合度使得G20对于主席国具备了特殊意义，中国既以自身的不断变革前行为G20提供动力，同时G20通过推动其重点议程也在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新的动力和发展方向。

　　其次，杭州峰会恰逢全球发展议程与G20发展议程的相互契合之时。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项关系全体世界人民的发展议程，“不让任何人掉队”是其庄严宣告。2016年则是这一关键性全球发展议程的落实之年，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在着手制定自主决定的国内落实计划。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以其远见卓识将原有的G20发展议程提升至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框架的中心位置，并推动成员国通过了落实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正如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所指出的，“实现共同发展是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普遍愿望。”基于这一共识，同时发挥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地位，杭州峰会的发展议程极大地提升了G20的包容性、代表性以及合法性，为全面推进联合国2030发展议程注入强大动力。

　　第三，推动G20在更广阔经济治理领域发挥作用与其自身向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转型的相互契合。尽管G20美国匹兹堡峰会之后已经将其自身定位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然而G20的表现并非在所有经济领域都具有同等重要影响力，传统的财政金融政策协调仍是其绩效最为明显的领域，而在贸易投资和发展等领域，G20的表现一直差强人意。历届G20峰会声明都强调尽快结束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提供更有利环境，但这些声明最终都未能成为现实。在中国的领导协调之下，2016年7月G20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并确定贸易部长会议常态化，成为G20系列会议的构成环节，同时贸易投资工作组的工作范围也得以明确界定，这为今后G20峰会在全球贸易投资领域推进政策协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而发展议程的“主流化”也将发展政策协调纳入G20政策协调总体框架之中。由此，财政金融、贸易投资、发展已经显现出成为G20三大支柱议题的趋势。这也使得G20涵盖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所有主要领域。

　　知行合一，杭州峰会产生众多务实性成果。

　　中国与G20二者的历史性相遇，使得此次杭州峰会具备了更多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成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本次峰会无疑增加了人们的信心，G20有可能真正成为行动队而非清谈馆。

　　首先，在财政金融政策协调领域，各国承诺通过综合性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推动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结构性改革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领域，事实上这也体现出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已经几乎用尽可选政策手段，而缺乏结构性改革则难以解决经济增长面临的根源性问题，日本 “安倍经济学”目前面临的困境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结构性改革必须统筹考虑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此次杭州峰会提出的“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也与此密切相关，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程度，就可能盘活供给和激活需求。

　　其次，在贸易投资领域，7月贸易部长会议通过《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明确提出各国需要致力于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包括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促进贸易融资和促贸援助增长以及有效协调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性和双边性贸易安排之间关系等等。而《国际投资决策指导原则》则在近十几年来首次提出了关于国际投资的指导原则，为此后资本输出国与东道国协调政策以及促进全球性投资规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第三，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方面，习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就指出，金砖国家要“继续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加强沟通和协调，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与之相对应，杭州峰会声明也将继续呼吁进一步深化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也将为这一改革进程提供重要的实质性支持。

　　最后，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G20也取得丰富成果。中国作为主席国发布了第一份G20有关气候变化的主席声明，呼吁各成员国尽快签署和批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在杭州峰会举行前夕，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更发挥表率作用，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批准议定书。与之相关的绿色金融议题的引入，更为推动气候变化融资提供了动力。而非洲与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议题则更将目标直指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与此相关的普惠金融议题则使得G20议题讨论更加具有包容性。可以看到，以上这些兼具创新型和务实性的成果为增强G20的行动能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作者分别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博士薛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