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量的文字，其价值不在于有多少人公开签名，而在于它是否经得同代人的推敲与历史的检验。如果你对自己的主张既坚定又自信，独自签名又如何？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十教授日前联名提出了“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建议。建议认为，扩大消费需求，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民众发钱，因此建议给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1.2万元以下的家庭，每人发放1000元的消费补贴。(1月11日《证劵日报》)

　　又见“十教授”。记得在去年年底，在中央启动扩大内需政策后，曾有刘纪鹏等“十教授”联名发表公开信，建议扩大内需把提振股市作为切入点；燃油税改方案提出之后，汪丁丁等“十教授”联名向温总理写信，认为该方案所提出的燃油税税率过低，建议从节能减排的高度出发，大幅上调燃油税税率，每升3-4元最合适。而早在前两年，有“十博士”联名呼吁抵制圣诞老人。尽管后者与上述专家学者关心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签名者都团结在“十”字周围，却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必须承认，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就公共事务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是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大进步，其意义亦无需赘述。在此，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建言者偏偏都是“十教授”？

　　首先，它与“十”的观念有关。众所周知，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十”代表着繁多、圆满与极致。比如“十分漂亮”、“十里挑一”、“十分舒服”等。同样，“十”还能给人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感，比如“十年磨一剑”、“十年寒窗”、“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等等。

　　“十”代表着一种集体力量，许多人在联合建言时通常都会凑成10个———好歹是两位数，突破了某种临界，是对9的超越。当签名者都习惯凑足10个表达意见，它就变成了一种约定，让后来的签名者争相效仿。就好像打麻将，大家都是四人一桌，你偏要三个人打，有人就会说你们打得不规矩、不正式、缺牌友。套用《大腕》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签名没凑足十个，你都不好意思给不签名的人打招呼。”

　　其次是出于传播效果考虑。有人说，“十教授”便于“炒作”，当然。准确说是便于引起政府与公众关注。显然，从议程设置和传播效果来说，十人签名所具有的完整性与力量感更有利于传播。

　　抛开具体观点不说，还应该看到的是，在从没有人签名的时候，“十教授”突然出来会给人石破天惊的印象，然而“十教授”出现得多了，其传播效果就会打折。好事者会吹毛求疵地问，“十教授”是不是一种形式主义？为什么不是9个，或者11个？如果拟定集体意见之初是11人，临公开时就一定要淘汰其中一个吗？同样，在人数不够时，发起者会不会找三两熟人助威，签其身份而非签其观点？

　　其实，有分量的文字，其价值不在于有多少人公开签名，而在于它是否经得同代人的推敲与历史的检验。如果你对自己的主张既坚定又自信，独自签名又如何？说到这里，许多读者一定想起了一个人。是的，就是他———为德雷弗斯翻案的左拉先生。

　　□熊培云(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