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28日，对历史来说，不过是短暂的一天；对西藏而言，却是一个新旧社会的分水岭。

　　这一天，雪域高原上展开了民主改革，政教合一的农奴制从此瓦解，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成为自己和国家的主人。

　　50年后的今天，西藏人大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它不仅能使人们铭记“民主改革”这一历史性事件，同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所在。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被称作“西藏通”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这样写道：“你从欧洲和美洲来到西藏，就会被带回到几百年前，看到一个仍处在封建时代的地方。”

　　在欧洲告别中世纪500余年后，比欧洲中世纪更加黑暗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却依然在延续。它与历史发展潮流格格不入，成为西藏贫穷落后的根源，走向文明进步的障碍。

　　即使是在这种背景下，鉴于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同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为实现和平民主改革，中央争取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万农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原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却企图永远保持农奴制，维护既得利益，于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极不公正、极不民主、极不自由的封建农奴制，拉萨街头的乞丐，八廓街的铁匠，三江流域的朗生、差巴，羌塘草原的贫苦牧民翻身作主，成了自己的主人。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民主改革深刻地改变了百万农奴的命运，成为新旧西藏的分水岭。分水岭的那一边，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了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百万农奴是农奴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被随意买卖和交换，被任意宰割与凌辱。分水岭的这一边，从锁链中挣脱的农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人均预期寿命由上世纪50年代的35.5岁增加到67岁，昔日农奴彻底摆脱与“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享受着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维克多·雨果曾说：“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燃一支火炬。” 纪念日的意义在于提醒，它像火炬一样照亮过去和未来。当我们通过“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回顾新旧西藏的历史，就会更深切地体会到民主改革对西藏、对中国的巨大意义；也会更清晰地看到，那些“呼吁”关注西藏“人权”和“发展”的人，恰恰就是当初拒绝给百万西藏人民人权和平等，声称“什么都不能改”的人。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西藏用“50年跨越千年”的巨变，百万农奴用自己“回到人间”的经历，见证着民主改革带来的解放，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和未来，在世界屋脊上划出一个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分水岭。(何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