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淑琴老人整整80岁。这位与日本右翼作家东中野修道打了近10年官司的坚强老人，终于在近日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是第一次，中日两国司法同时通过判决的法律形式确认南京大屠杀相关史实；这也是第一次，中国法院审理以日本右翼分子为被告的案件。

　　夏淑琴老人，成了目前唯一活着看到终审胜利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漫长的跨国官司

　　这么多年了，我有一个信念，不看到官司最终打赢，绝不瞑目。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

　　在夏淑琴老人家，不大认字的老人拿着日本最高法院传来的终审判决书翻译件，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么多年了，哭得太多，眼睛也快瞎了，看不清东西。”老人的眼睛越凑越近。

　　判决书显示，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于2009年2月5日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被害者夏淑琴名誉受损、要求赔偿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对被告东中野修道等的上诉给予全部驳回。至此，确定了夏淑琴的胜诉。

　　这是一次没有开庭的裁定，静悄悄地宣告了老人最终的完胜。“这么多年了，我有一个信念，不看到官司最终打赢，绝不瞑目。我做梦都在想这个事情，现在我做到了！”高兴之余，让夏淑琴老人一直想不通并生气的事情是：“那个诬陷我的东中野修道为什么一直不敢见我？我想对他讲，连日本老兵东史郎都敢承认错误，你一个堂堂的日本教授怎么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去过日本四五次的夏老，早在1994年就在日本以亲身者经历向民众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没想到，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同为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的松村俊夫分别在展转出版社出书否认夏淑琴等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指其编造事实。

　　2000年11月28日，夏淑琴以两名作者侵害名誉权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3年，南京市中院指定玄武区法院审理此案。2006年8月23日，玄武区法院一审判决夏淑琴胜诉。

　　出人意料的是，2006年4月，东中野修道和展转出版社在日本东京法院，以所谓其出版的专著“未损害夏淑琴名誉”为由起诉了夏淑琴。2006年6月，接到日本法院传票，夏淑琴决定亲赴日本，为自己的名誉和历史真相而战。东中野修道和展转出版社没想到夏淑琴会来日本应诉，开庭前慌忙撤诉。夏淑琴随即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反诉。2007年11月2日，夏淑琴反诉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胜诉，判决东中野修道和展转出版社赔偿原告400万日元。2008年5月21日，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原判。

　　遗憾的是，东中野修道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在媒体上公开道歉。不过，中方主要代理律师谈臻告诉记者，尽管如此，本次胜诉还是会对日本右翼分子产生较强的震慑作用。东中野修道不仅身为“日本南京学会”会长，还曾于2000年1月在大阪主持召开过“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右翼集会。这样一个激进的右翼学者代表人物的败诉，意味着其学术地位、人品诚信的丧失，对日本一些蓄意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义力量的胜利

　　面向过去，只有坦诚面对事实，才能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才能实现构筑真正亚洲的和平。

　　———终审胜利，日本律师团第一时间发来声明

　　“一个女孩被刺了3刀，怎么可能坚持14天？史料中‘八岁的少女’不是夏淑琴，这是个‘假证人’，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如此这般，便是东中野修道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未经调查妄作的推论。

　　其实，正是从小就有的坚强，让夏淑琴一路顽强地走了过来。惨痛的记忆至今清晰：“1937年12月13日，仅仅一个上午，我一家7口或被日本人捅死、或被强奸、或被砸死，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人。我穿着厚棉衣，虽然肩头、后背和腰上各挨了一刀，但刺得不深，天冷，伤口慢慢冻结成疤。”夏老叹了口气：“日本人驻扎的地方离我家也就百米远，白天能听到军靴‘嗒嗒’的响声，我们就躲在床下动也不动，晚上偷偷爬出来，吃妈妈生前放在罐子里的锅巴，踩着凳子舀水缸里的水喝。苦熬了14天后，终于被从安全区回家探看的邻居老奶奶发现，报告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美国牧师约翰·马吉赶来拍摄了我们家人遇害的情景。我俩先被带到老人堂，后被舅舅接到安全区避难。”

　　“大家把棉花烧成灰敷在我的伤口上，一个老妈妈缝了长长的棉袄给我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安全区主席拉贝先生，个头很高，鼻子也很高，戴的帽子像博士帽。我那时可脏了，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挺喜欢我。1938年，拉贝先生回德国时，曾提出收养我，把我带到德国去。由于舅舅的婉拒，我留了下来。”夏老回忆说。

　　“我的命是别人救的，现在还有这么多人为我伸张正义，关心我。虽然我受的苦几天也说不完，但还是觉得：这个世上好人多！”夏老感慨。

　　终审胜利，日本律师团第一时间发来声明：“面向过去，只有坦诚面对事实，才能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才能实现构筑真正的亚洲和平。”

　　多年来，中日两国律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方人士所做的艰苦努力一言难尽。律师们总共近10次的跨国调查，其间收集大量证言证词、资料，不仅无偿办案甚至自掏腰包，承担办案成本和夏老的所有费用。“作为南京律师，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公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谈臻说。由渡边春己、尾山宏、小野寺利孝等9人组成的日本律师团在国内更是顶着日本右翼的威胁，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人伸张正义。“希望通过诉讼，让日本国民明白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历史。在真理和历史面前人人平等，不为长者讳，不为尊者讳，也不必为国家的罪行讳。”渡边春己说。

　　“在捍卫正义的道路上，人们可以超越一切界限，而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正义响在心中的声音。”这，正是日本律师尾山宏被授予2003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的颁奖辞。

　　胜诉后的思索

　　中国民间对日提起的战争受害索赔诉讼，依旧任重道远。

　　———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 张连红

　　“夏淑琴胜诉，具有历史和法律双重意义。”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宣东说，“在日本右翼猖獗的情况下，日本法律用判决的形式将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加以确认，尊重历史者必然被历史尊重，这无疑对中日友好将产生积极意义。同时，这有望成为范例，为在战争中受害如今又遭到右翼分子诬陷的民众提供法律意义上的支持。”

　　“胜诉固然可喜，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名誉侵权案毕竟不同于其他中国民间对日提起的战争受害索赔案。诸如慰安妇、重庆大轰炸和细菌战受害者以及战时劳工等对日索赔诉讼案，均为战争受害索赔，而日本法庭一直以‘国家无答责’、‘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拒绝给予受害者赔偿，因此，除战时劳工索赔案有一些突破外，其他诉讼案的进展均十分艰难。此外，至今也尚无一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因当年受到的日军伤害要求赔偿而胜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说。

　　谈臻律师告诉记者，自1998年以来，中国民间对日提起的战争受害索赔诉讼有近40件，大多数都被日方驳回。仅2007年4—6月，就有6起诉讼被驳回。夏淑琴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侵害行为，同时又与南京大屠杀这个史实相连，突破了时效的制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名誉权案件适用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这样老人可以在国内起诉，又可以打击日本右翼分子对老人的第二次伤害，证明老人幸存者的身份，确认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实。夏淑琴案开创的是此类诉讼案的司法先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日后针对日本刊物登出的不实人和事的报道，拟通过与夏淑琴案一样的方式来维护历史。

　　“我还想呼吁一点：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对历史资料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户籍档案进行清理。”谈臻说，“在这起诉讼中，为证明夏淑琴老人的特定身份，我们共搜集了5组31份证据材料，对打赢官司至关重要。但搜集的过程很艰难，一些资料已无从查找，还有很多散落在各个档案馆里。我建议设立一个资料保护基金，对史料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和挖掘。”

　　不仅史料，对证人的保护也越发紧迫。南京市在1984年首次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统计，记录在册的幸存者(不含郊县)有1756名。1997年统计时，在世的幸存者只有1200名。目前，仅存300多人。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杀已过去71年多，当时的幸存者能够活到现在的，起码71周岁以上。再过二三十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人证有可能全部不存在了。大屠杀幸存者的保护和证言的搜集整理，也已成为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紧急任务。(周楠 徐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