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你到哪里去？”这是藏族第一个空姐德央家一代人留下的疑问。

　　德央现在最看重的是家人，想让爸妈落叶归根，用多年积蓄在拉萨为父母买了房产。爸妈却不这么想，虽然待在北京，藏族朋友没几个，但回到拉萨，他们的身体已吃不消高原反应

　　本刊记者/孙冉(发自拉萨)

　　飞机翔临拉萨之前，藏人们觉得没有比布达拉宫和神山冈仁波切更高的地方。

　　1956年，第一次，飞机从外面的世界降落在拉萨当雄，牧民们赶着牛羊去“朝圣”。

　　从此，一切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那一年，贵族家的小姐索朗白姆小学刚毕业。也是那一年，西藏有了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索朗白姆是那里的第一批学生，佛学和汉文是他们共同的课程。

　　孩子们跟着汉文老师念着：“你到哪里去？”……“我到冲赛康去。”

　　冲赛康，那是拉萨的闹市，孩子们都懂。“你到哪里去？”在那些藏族孩子们看来，是如此的遥远和不确定。

　　“你到哪里去？”索朗白姆为此寻找了一辈子。

　　如今，你问索朗白姆的下一代，“你到哪里去？”她会告诉你，我到北京去，或者更远。

　　“我到北京去”

　　没错，她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她是藏族第一个空姐，不只飞过北京，还飞过更遥远的美国。

　　索朗白姆的女儿德庆央宗，是中国的第一个藏族空姐。但她也没忘记，她祖上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总管家。

　　北京与拉萨的区别，对于她是一种经济上的差价。《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拉萨见到她，她刚从八廓街逛回来，把刚买的一包玉珠哗啦倒在地上，“上次去北京八大处玩，听说带这种玉珠可以辟邪，这边便宜，我又狠砍了一通，真值。”

　　“叫我德央”，她说话京味纯正，不逊于北京南城的任何一个胡同妞。

　　用北京话说，她有空姐的范儿，盘发，光洁的额头，路易威登的挎包，只有萦绕于耳的藏式耳环，泄露了她的身份。但这份藏式打扮，现在北京任何一个女孩都会。

　　在天上，经常有人试探地问她，是不是少数民族。她的答案总能引得一阵赞叹，随即又有人问，“你一定是西藏的贵族。”

　　德央总是笑而不答，她家族里的女人皮肤白皙娇嫩，区别于外人印象里藏族女子的高原红。距离家族的辉煌已近百年，时间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唯独留下这个。在她看来，这或许就是气质。

　　德央的妈妈索朗白姆，是家族记忆最后的亲历者。她的同辈大多离世，或者去了国外。而在回忆里，一切还带着贵族的世系。

　　1942年，索朗白姆生于康定(今四川甘孜州东部)，那里是康区，历史上是汉藏争夺的地方。6岁时，她随父母以逃难的方式告别贵族生活。她问父亲，我们到哪里去？父亲答，拉萨。

　　索朗白姆的父亲叫吉美多吉，汉名叫贾孟康，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24军军长刘文辉的参议。1948年，时局叵测，贵族们开始站队。他们抛下大片庄园，躲到了拉萨。

　　这也是他们家族不确定的开始。

　　很快解放军十八军进藏，索朗白姆全家住在八廓街上。十八军进街，有的人赶着去看热闹，也有人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那时她只知道“红汉人”要来了。叫“红汉人”，是因为听说他们嘴唇是红的，要吃小孩。

　　索朗白姆偷偷从窗户望去，“红汉人”都带着口罩，看上去并不恐怖。她回过头来，父亲正在匆忙地烧东西，边烧边念念有词。

　　父亲以这个方式告别他的时代。这一幕深刻地烙在索朗白姆的记忆里。直到父亲去世，她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二十年后，他们一家因此受尽折磨，她才知道，那意味着，过去的一切无法告别。

　　“红汉人”从索朗白姆的窗下穿过。她随后的生活，变得无忧无虑起来。她上学了。

　　1950年，拉萨小学复课。它成立于1938年。这是拉萨第一座公立学校。学校里担任教师的多是拉萨高僧与高官，索朗白姆在这里打下极好的藏文基础。

　　当时拉萨的上层人物都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其中像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子女曾留学印度，懂英语，这些人专门组成一个班。索朗白姆不懂其中的区别，下了课就跑人家班去看，发现他们连桌椅都是外国式的。

　　拉萨小学给每个入学的学生月发28块大洋，还发统一的黑色校服，被私塾的学生戏称为“乌鸦”。两派学生经常在放学的路上打架。

　　1956年，索朗白姆小学毕业，拉萨中学也建立起来。课程除了藏文，还增加了佛经的学习。汉文也在学，索朗白姆现在想来简直当笑话讲，“我们的汉语老师，从我们中间走过去：‘你到哪里去？’‘我到冲赛康去。’我们就这么跟着念，不明所以。”

　　上到初二，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已经成立，新中国开始一股全民体育的热潮。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召开，西藏军区到拉萨中学选体育苗子。因为个子高，索朗白姆被选走了。

　　“我要到北京去。”

　　那时，北京在索朗白姆心里就是一张照片里金光闪闪的皇宫。后来她才知道正确的称呼，那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他总站在上面招手。为了那个金光闪闪的梦，索朗白姆离开学校，成了一名专业女篮运动员。

　　在去北京的途中，她身后的故乡发生叛乱。行程因此在北京滞留两个月，之后她以西藏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军第二届运动会，并给周总理献花。

　　索朗白姆做了10年的运动员。1969年，她们女篮队被下放到林芝地区参加毛主席理论学习班。林芝，那个西藏的江南，留给贵族索朗白姆的记忆一点都不清新。除了学习，就是上山打柴，这些苦活她此前从未尝试过。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年。

　　1972年，大家开始陆续有了出路。出身好的同学分配去边陲专区当干部，出身不好的人回拉萨待业。索朗白姆回拉萨混了半年多，被分配到自治区电影厂做藏语配音员。在那里又干了10年，她曾为《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配藏语。

　　她也在那里，看到父亲曾经无法真正告别的影像。在电影里，总有一些背影在时局突变的当口烧东西，那与其说是告别，不如说是掩饰。于是，她知道了，什么是出身。

　　比这个更具象的是，因为出身不好，她过了30岁都找不到对象。出身好的看不上她，出身不好的不敢互相找，怕生“狗崽子”。直到她遇到如今的老伴扎西尼玛——一个来自青海、在北京工作的藏族记者。

　　扎西尼玛是“贫下中农”，身份的差异并未阻隔他们相爱。电影厂认为两人出身悬殊，不同意。这让索朗白姆一度想死，难道林芝3年的学习改造，都无法弥补身份上的鸿沟？最后，扎西尼玛找到自治区领导，终于获准了他们的婚事。

　　扎西尼玛在北京，索朗白姆在拉萨。那时，她强烈地想去北京。1976年，34岁的索朗白姆在拉萨产下德央。和所有皮实的藏族妇女不同，她险些下不了产床。1983年，索朗白姆结束两地分居，带着德央去了北京。她后来成为北京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直到退休。

　　“贵族”之累

　　索朗白姆的母亲格桑旺姆，是西藏山南地区贵族杰达巴果杰家族的女儿。父亲吉美多吉，是康定明正土司的后代。这是一份门当户对的亲事，两家都拥有大片庄园和农奴。去到拉萨，这些就灰飞烟灭了。

　　父亲吉美多吉名气大，起初被西藏地方政府作为民主改革的榜样加以培养，他提供了很多关于西藏贵族的情况。只可惜，1959年发生叛乱，吉美多吉被扣上一顶向叛军供奉粮草的帽子，被关进监狱。

　　后来被放出来，索朗白姆问过父亲，父亲说自己没有参与叛乱。但这已经于事无补，浩浩荡荡的文革同样扫荡了西藏的穷山僻壤。父亲与中国当时许多的人一样，成为红卫兵批斗的对象，全家成了“叛乱分子”。

　　1972年，在一场批斗中，一块砖头打中父亲的头，老人应声倒地。父亲去世后，索朗白姆念念不忘为他讨个说法，她辗转在北京找到刘文辉。1959年，刘文辉调到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文革时，他成了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索朗白姆父亲死时，刘文辉也摔断了腿。

　　刘文辉对她说，“你父亲不在西康省政府的花名册中，他只是为我做事，你可以让调查的人来见我，我可以证明。”

　　此后10年，索朗白姆一直为父亲的事情奔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这一年，父亲“叛乱分子”的帽子才被摘掉。

　　此外，国家给了7个子女每人250元钱作为补偿，并让大姐做政协委员。大姐年轻时做过播音员，因为父亲的原因进过监狱，后来被批斗很多年。她突然做了政协委员，户口也由农村转为城市，但51岁就去世了。

　　大弟在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关了10多年，听说是因为父亲交代得不清楚，大弟在监狱里给父亲寄了一支钢笔，叫父亲好好交代。但父亲最终也没说明白自己的身份。出狱后，大弟不到50岁也去世了。

　　索朗白姆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因为出身不好，很小就被拉去修拉萨大桥。大概在拉萨大河里待得太久，两人都得了肾炎，三十几岁就相继没了。

　　只剩最小的一个妹妹在国外，一个弟弟在农村，没有文化，生活困难。

　　父母亲曾经的庄园，分给了翻身农奴，之后归国家所有，成为康定师范学校。索朗白姆1969年去过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回去。

　　大姐和大弟早逝，底下孩子多，索朗白姆就把其中两个孩子带到北京。加上德央，索朗白姆和爱人在上世纪80年代依靠微薄的工资养大3个孩子。

　　上小学，德央的衣服总是打满补丁，老师把德央叫上讲台，叫同学们都学习她的这种艰苦朴素。德央总是哭着跑回来。

　　空姐德央

　　在拉萨汉语教学刚普及时，索朗白姆就让德央进一所教授汉文的小学。她对于德央未来的路很清楚，必须把汉语学好，才能走得更远。于是，当其他亲戚的孩子还在竹板上写藏文时，德央已经在纸上写汉字了。

　　经常到北京探亲，德央的汉语学得特别快，回到拉萨，德央就敢当众纠正四川籍老师的发音，并为此沾沾自喜。但没想到，因为她太爱说汉语，有一天，在学校门口，她被一个冲过来的藏族小男孩一拳打在胸口，“打死你这个汉族人！”

　　这并没有打掉德央对北京的向往。在那个年代，从北京来人，在西藏人们眼中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每次探亲都要坐飞机，时间久了，一看飞机从天空飞过，小德央就会抬头对着飞机自言自语，“爸爸回来了。”

　　见到爸爸，就会有许多小德央从未见过的美味零食。那时小德央最爱吃的是“白菜腐乳”，是当时特别流行的一种零食，包在纸里，5分钱一块，德央喜欢把它涂在手心，上课时偷偷舔着吃，那时觉得特别幸福。

　　从那时候起，在德央心里，最高处的已经不是布达拉宫和神山冈仁波切，而是飞机，它能带着她去更远的地方。

　　德央在北京长大，1994年，国航招聘空姐，她兴冲冲地跑去报名。德庆央宗报出自己的名字，主考官好奇地问：“你姓什么?你是哪个民族的?”

　　“我叫德庆央宗，是藏族。”

　　“你是西藏人吗?”

　　“是的，我是西藏人。”

　　这个美丽的藏族姑娘报考的事情，很快在主考官们中间传开了，以至于最后一次面试，听到德央报出自己的名字，几个考官都说：“你就是那个西藏来的藏族姑娘呀。”

　　终于，她成为藏族历史上的第一位空中小姐。一转眼，15年过去了。几乎每一次，都有人问她，“你从哪里来？”拉萨！这个身份也为她引来特殊关注。2006年，她与明星王学兵合作演出电影《回到拉萨》。

　　渐渐地，她变得小有名气，出席各种社会活动。有人在她博客里留言，说能不能不要这么高调了，是不是第一个藏族清洁工也要宣传？德央很认真地回复这个网友。在她看来那是她的骄傲，也是拉萨的骄傲。

　　很多次，有人在她面前说藏族人种种无法令人理解的传统，她都不做声。她认为，那是别人不懂藏人的文化，但她也一直想做个节目，改变藏族女孩过于自然的生活习惯，比如应该涂防晒霜。

　　他们的身体已吃不消高原反应

　　今年的藏历新年，德央一家三口齐聚拉萨。父亲扎西尼玛已经40年没有回藏区过藏历新年；母亲索朗白姆也有26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而德央，是第一次过传统意义上的藏历新年。

　　藏历大年二十九，是藏历新年中最重要的一天，相当于汉族春节的除夕。这一天晚上，全家齐聚到家族长辈家，一起做这天的晚饭。

　　晚饭必定要吃“古突”。这是按照日期名称命名的，“古”即九，“突”，即面糊羹。这一顿饭，全家围坐欢聚。面团里包着各种东西，有石子、辣椒、木炭、羊毛等物，看谁吃到这些东西。吃到包有石子的面团，预示新的一年里，心肠硬；吃到木炭预示着心黑；吃到辣椒，嘴如刀；吃到羊毛，心肠软。

　　以往的藏历新年，即使不在拉萨，亲戚们也要为他们盛上一碗“古突”，并告诉他们吃到的是什么。对于藏族人家来说，这是一种千百年来的坚持。对于漂泊在外的德央一家，这是一种令她们鼻子发酸的思乡。

　　因为工作，德央经常在国外过春节。藏历新年更是直到收到亲友祝福的短信，她才想起。如果碰巧在国内，藏历新年就是让飘泊在外的藏人聚聚的理由。更多的时候，这种新年聚会以领导到场的茶话会为主。

　　索朗白姆和扎西尼玛在北京，一般还是会过藏历新年的，只是排场简单得多。通常摆个“琪玛”就差不多了，这是一个类似五谷斗的东西，斗内装满酥油拌成的糌粑、炒麦粒和人参果等食品，上面插上青稞穗、鸡冠花和酥油制作的彩花板。这些摆设，标志过去一年的收成，预祝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农牧丰收。在城市里，也唯有这个标签预示着他们一家与西藏的地理关系。

　　藏历新年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一，络绎不绝的人们纷纷前往寺庙中朝佛，拉萨的大昭寺是最普遍的去处。

　　2月24日凌晨，转经路上朝佛的队伍就已经望不到边，据说想进到寺内要排上7个小时。进入到寺内的人们，往往左手拎着暖壶，里面装着酥油，用来给每个佛灯添油。右手系着佛珠，用佛珠转遍寺内所有的佛，为来年祈福。

　　德央一家，即使住在大昭寺附近，也没去朝佛，因为身体和耐性都无法支持他们等那么久。在他们北京的家里，也没有供奉佛龛。德央说，因为不懂，所以不敢随便供奉。有人送佛像和唐卡，都被他们当作工艺品摆在家里。他们也很多年不念经了，德央偶尔会念小时候跟一个活佛学的“度母经”，那也只是在走夜路害怕时突然有的本能反应。

　　索朗白姆小时候念过佛经，但其中的要义早已忘记。她对佛经的理解源自父亲。那时家里供奉很大的佛龛，定期请喇嘛来做法事，父亲与几位活佛关系密切，钻研佛法。索朗白姆记住的则是小时候父亲带她到大昭寺，指着墙上的壁画给她看，那些全是劝解人积德行善的。

　　这些是索朗白姆自小学的做人道理，但她经常想不明白，为什么好人经常没有好报。如今，她不能说不信，只能说自己不懂。

　　德央的父亲扎西尼玛，受文革影响太深，他直到现在还怀疑一切。扎西尼玛出身贫寒，入党较早，坚信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文革中，他是个积极的红卫兵。直到文革结束，他如冷水浇头，迷迷糊糊了很多年。

　　近几年，他系统地看藏学研究的书。他发现，佛法无边，进得去，出不来。现在他索性什么都不信，或者说只信自己。

　　德央，虽然没有任何藏传佛教的影响，却感觉自己内心被其深深地吸引。过了30岁，她依然单身，对感情的看法，越来越相信缘分。她经常和藏族朋友在一起谈佛，分享悟佛的心得。信佛，让她的人生变得豁达许多，她可以心态平和地看生活的起起落落。

　　德央现在最看重的就是家人，她用多年积蓄在拉萨为父母买了房产，想让爸妈能落叶归根。索朗白姆和扎西尼玛却不这么想，虽然待在北京，藏族朋友没几个，也没有太多地方可去，但回到拉萨，他们的身体已经吃不消高原反应。

　　今年他们全家终于在拉萨吃到“古突”，德央第一个吃到人参果，这代表福气；扎西尼玛吃到豆子，说明他仍需勤勉努力；索朗白姆吃到的是纸，这意味着她依然要漂泊。

　　时常，索朗白姆想起小时候学的那句汉语，“你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