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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藏区还是在海外，新杂活佛所到之处，总有藏族同胞敬候途中，等待活佛的“摸顶”

　　本刊记者/韩永

　　当车队行进到离新杂寺还有半小时的车程时，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活佛“摸顶”的信众把路都堵死了。

　　新杂·单增曲扎活佛面带微笑，从车上走下来。这种情形，他已司空见惯。每次回来，只要走漏一点风声，信众就会早早等候在车队必经的途中。

　　自从新杂活佛2008年调到拉萨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各种事务缠身的新杂一年只能回寺庙一两次。对信众来说，得到活佛的“摸顶”，变得弥足珍贵。

　　阅历丰富的活佛

　　4岁时，新杂被认定为新杂寺第十四世转世活佛。

　　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贪玩的小男孩，聪明伶俐又有点调皮捣蛋。当时，新杂所在的村子，经常会有一些毛驴死掉后被草草掩埋。他就纠集几个孩子，年龄都比他大——搞恶作剧：把死后毛驴的内脏挖出来，喂给狗吃。伙伴们纷纷响应，新杂在一旁指挥。事情败露后，新杂“主谋”的身份很快暴露，因为其他小孩的衣服都是脏的，唯独在一旁指挥的他，衣服干干净净。

　　这种天马行空的生活在他成为活佛时戛然而止。他需要接受为期7天的坐床仪式。“当时，老百姓非常多，其他寺庙的喇嘛也过来道贺。”但看着同龄的伙伴尽情玩耍，自己却不得不待在屋子里，“心里非常难受。”

　　随后，新杂被送到扎囊县卓玉乡伦布寺学习佛经。母亲恋恋不舍，新杂却感觉没什么，“想出去，出去玩。”但学习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轻松。在他的印象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所有时间都在上课。老师非常严厉，打屁股是经常的事。在挨打的过程中，新杂说他慢慢摸到了其中的规律：“老师生气的时候，打得非常重，不生气的时候，就只是表示表示。”

　　那时，学习的机会只属于特权阶层。新杂凭借转世灵童的身份，才获得这个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垄断的特权。

　　他非常感激这段学习的经历。新杂8岁那年，就成了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师。

　　那一年，正是民主制度在西藏初步建立的1959年。大批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在这次改革中随达赖外逃，读书识字的人变得异常奇缺，受过4年经书教育的新杂于是被赋予重任，成为扎囊县卓玉乡民办小学41个学生的老师。

　　至今，新杂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上第一节课时，台下那一双双尊敬的眼睛。教书之余，他还承担着另外两项任务：为工作队传达文件，以及记工分——新杂长达几十年的参政生涯，或始于此。

　　新杂和学生的关系很好。一位比他年长4岁的学生，父亲在供销社工作，常常把供销社的香烟和水果偷出来，与新杂共享。新杂长达几十年的抽烟生涯从此开始。他说，当时抽烟的动力，来自于对电影里英雄人物的崇拜。“当时看战争片，里面的八路军军官都抽烟，非常好看。”此后，他曾3次戒烟，均以失败告终。

　　教书的经历持续了四五年。其间，他总共换了3个地方：从扎囊县到浪卡子县，再到措美县。对新杂来说，这3个地方对他都有重要意义：措美是他的家乡；扎囊是他学习的地方；浪卡子则是他任住持的新杂寺庙的所在地。

　　“文革”开始后，新杂回家务农。由于待人真诚，“从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群众中人缘较好，“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这是一段被他后来称为“深造”的时期。“深造”的内容非常丰富，当过石匠、木匠、铁匠、裁缝、画师、雕塑师，搞过建筑设计和小型水库设计，还修过路。“当时县里和公社的很多建筑，都是我设计的。”

　　新杂的设计才能，在他略显拥挤的家中也随处可见。有一个盛放贵重物品的柜子，他在一个重要的关节上设计了暗锁。这样，家里调皮的孩子就会不得其所。他还亲手做了一个木柜，并在其上绘了美丽的图案。

　　他还对藏医藏药颇有研究，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临床的实践。

　　新杂说，这一时期留下的唯一遗憾，是宗教活动已经无法正常进行，“基本上不念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