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起酒后驾车酿成的血案，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严打酒后驾车运动——而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如何处置醉驾的官员”自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广州番禺某镇那个酒驾被查时称“醉驾是工作需要”的纪委书记就成为焦点。媒体调查发现，梁某19日晚被查，然而事发当晚梁并未被拘，次日上午还照常上班。警方解释称等抽血有结果后再拘并无不妥。公众则质疑“这样做会给醉驾者逃脱惩处的机会”，省交管局有关人士也表示“不应该放回去”。

　　番禺警方对醉驾官员梁某的惩处显然有袒护之嫌，这种做法既伤害了严打醉驾运动的公信力，也容易使本来的醉驾问题激化为官民矛盾。

　　很明显，醉酒驾车并不是属于哪个阶层的原罪和专属哪个群体的罪恶标签，而是一种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恶，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驾车是醉酒者对公共规则和公共安全的侵犯，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而不是富人与穷人、民众与官员、强者与弱者的矛盾。公众痛恨的人是无视法律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官员或者富人——可是，如果执法者在治理运动中不能公正执法，不能严守程序、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地惩处每一个违法者，偏袒了公众本就深恶痛绝的特权群体，哪怕仅仅在程序上有一点儿瑕疵，执法时有一点儿偏向，都容易激起民众敏感的愤怒，从而使本属公共矛盾的醉驾问题演化为官民矛盾、官民对立和官民冲突。

　　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尤其是在我们官本位的语境中，权力常常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平民违法必究，而有些官员则能依靠权力的羽翼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这正是法律缺乏公信的制度根源——这种现实语境中，公众向来对“公正执法”充满怀疑，对法律能否平等地惩罚违法的官民充满不信任。于是，每逢有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治理运动中，舆论的眼睛总会本能地紧盯着官员群体，很自然地将“能否一视同仁地严惩官员”视作执法是否公正的衡量标准，以“有罪推定”的逻辑苛求地紧盯每一个执法细节，试图从中找出证据印证自己的猜想。

　　这种舆论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执法者哪怕有一点儿程序瑕疵，也会被敏感的舆论抓住把柄，成为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口。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就会激化成严重的官民矛盾，邓玉娇案是这样，胡斌飙车案也是这样。番禺警方违反程序让醉驾的纪委书记“照常上班”，显然也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矛头指向醉驾者，而指向官官相护，指向法律对官员的包庇，指向违法不受追究的特权。本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就这样演化成了民众与官员群体的矛盾。

　　这样的矛盾转化，既使治理酒驾运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又激化了本就很紧张的官民冲突，更有害于醉驾问题的治理：官员违法受到袒护，我们有什么理由尊重法律呢？人们沉浸于官民冲突的受迫害想象中，而忘记了醉驾是一种公害。

　　理性的执法者，应该能敏锐地感受到公众的这种情绪，知道对权力充满不信任的公众这时候会紧盯着官员群体，等着从执法细节中寻找程序瑕疵——所以在针对醉驾的执法上，越是涉及官员的案例，越是要严格依据法律程序，严厉执法，透明公开，一视同仁，绝不护短，借此向公众传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心，消除公众的疑惑。否则像番禺警方这样的话，只能使醉驾问题转为官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