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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发刊词

　　本刊特约撰稿/黄艾禾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要给中国的青年们办本杂志。36岁的他已经把自己排除在“青年”之外，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也对中国中年以上的人失去信心——中国的希望只在青年身上。

　　1915年的中国，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已4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民国大总统，随后发生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陷于失败，袁氏将在这一年的年底宣布恢复帝制，当83天自封的“洪宪皇帝”。

　　而这时的陈独秀，早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革命的洪流里左突右冲，几经砥砺。他感到，是时候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行动方式了，要救中国，先要从思想革命开始，否则政治革命就只能是走形式，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却换上另一个独裁者就是例证。而进行思想革命，应先从舆论宣传办杂志开始，这正是自己的长项。寓居东京之时，他一面在《甲寅》杂志上写文章，一面在考虑，将来自己要办一个完全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杂志，他已经想好，在这本杂志上他要对国民们说些什么，怎样去说。

　　新青年的六大标准

　　1915年时，36岁的陈独秀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余年。

　　1897年(光绪二年)，18岁的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落弟，从此人生发生根本转折，用他自己后来的总结来说，从此变成了“康(有为)党”，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之路，“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陈独秀做“康党”很短暂，但做反清的“乱党”做得轰轰烈烈。他不但写文章、做讲演、搞集会，而且还参与搞暗杀，他的“暗杀团”战友，包括了蔡元培、章士钊等诸多名流，他们企图用炸弹来推翻满清王朝。他组织了“岳王会”，这个组织后来整体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早期党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被安徽都督孙毓筠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又随着安徽政局的动荡几度离复职。后来，他起事参与讨伐袁世凯时，因斥责军队将领滥用暴力，竟被捆绑起来几乎被枪毙。反袁失败，陈独秀逃到上海，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成了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上的主力作者，也通过《甲寅》结识了另一位主笔、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李大钊。

　　回到上海，他的老友、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将他的妻子接来与他团聚，陈独秀终于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直到一年半以后他受蔡元培之聘去北京。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做了一件他自己当时也未料到其对中国深远影响的大事：创办《新青年》。

　　他想办杂志的念头在日本就有了。这回，他对汪孟邹说，希望由亚东图书馆负责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只要有个十年八年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对这本杂志信心满满。他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以后，这本杂志就在中国青年读者中有着如雷贯耳的巨大影响力，而自己一生的命运与事业都会与之相连。

　　新杂志起初被命名为《青年杂志》。虽然陈独秀说，《青年杂志》在十年八年内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汪孟邹看不出这本杂志能有多少经济效益。“亚东”是个小摊子，实在拿不出这笔开办费，汪就把杂志介绍给朋友开的“群益书社”。“群益”接受了，商定每月为新杂志付出200大洋的编辑费和稿费。就在新杂志于创刊之际，“群益”的老板收到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抗议信，说《青年杂志》与该会办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于是，“群益”的老板决定将新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汪一致同意。这个名字其实远比原来的名字响亮得多，陈独秀还在改名后的刊物上特作文说：“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号(《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正式亮相。这是一本16开、100页的月刊，每6号为一卷。创刊号的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也即《新青年》的发刊词。

　　开宗明义，陈独秀一上来就写道：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当时的中国，正以五千年的古老之躯，迎来最猛烈最新潮的革命冲击，那些腐朽的陈规陋习在一代新青年看来，已经特别不能忍耐。陈独秀曾经撰文痛批1914年的中国“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内，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他甚至曾不无偏激地说这样的国家还不如给别人瓜分了去！

　　现在，陈独秀满腔热情地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代新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接着说，算不算是青年，“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要看他脑子里是不是塞满了旧文化的陈腐观念。所以，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独立、进取、理性、开放、

　　以法治国的国家

　　今天重读这篇3千多字的《敬告青年》，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可以想相见，在90多年前的中国，它的出现，会在黑暗中炸出怎样一道闪电。这里说的是对一代青年的冀望，表达的是对一个新的国家的热烈憧憬，因为青年才是国家未来的主人。他们应当是独立、进取、开放、脚踏实地、富于理性的一代人，这个国家，也应当是独立、进取、理性、开放、以法治国并戒除浮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会自动从中国的传统中长出，要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艰苦努力。

　　1916年的时候，《新青年》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年，当时的发行量保持在1千份左右。这一年的年底，《新青年》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蔡元培向陈独秀伸出诚聘之手，邀他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蔡元培是在看了一沓《新青年》后下定聘任陈独秀的决心的。

　　以当年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威望，面对小他12岁的后生陈独秀，他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宽容。习惯早睡早起的他曾不止一次来到陈的寓所，坐个小板凳等待后半夜才从夜生活中归来的陈独秀醒来。陈独秀对蔡元培说，来北大可以，但我的《新青年》怎么办？蔡元培说，带到北京来一起办。《新青年》迁到北京，从此登上全国舞台，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在《新青年》迁往北京之前，陈独秀已经与胡适有了许多信上往来和约稿。胡适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这个比陈独秀小12岁的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也被蔡元培破格聘为“重要教授”——三个属兔的人就这样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用陈独秀的话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议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新青年》对于一代中国青年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比陈独秀小14岁的毛泽东，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来他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谈到《新青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恽代英等写给《新青年》的信，非常有代表性：“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毛泽东曾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重大，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了理论和干部。

　　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城”散发传单而被北洋政府逮捕，3个月后获释，去了上海，从此他更向左转，开始研究并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在上海，他与他的同志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的“一大”上，当选为总书记。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多是受五四运动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

　　陈独秀后来曾因“右倾机会主义”被批判，因“托派”被开除出党。但是陈独秀晚年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仍坚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监狱里，他仍坚持，“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他直至生命终结，也没有放弃他的理想。

　　1921年，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

　　1949年，五四运动30年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