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反腐”论述引社会高度关注 本报（法制日报）记者对话中央党校学者

　　四中全会公报“推进反腐制度创新”深意何在

　　对话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林喆 记者 杜晓

　　对话动机：

　　为期4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9月18日在京闭幕。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此次会议因而备受各界关注。

　　1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其中关于“反腐”的表述尤为引人注目。公报称，“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虽然，在近5000字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反腐的内容仅有200余字，但这200余字可谓是“字字千钧、振聋发聩”。如何全面、深刻地理解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关于反腐的论述———本报记者和中央党校著名反腐学者林喆的对话由此开始。

　　近年来中央为推进反腐制度创新所作的努力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纳入反腐战略方针；

　　★2007年9月，酝酿多时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

　　★2008年6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颁布，明确提出“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将中国“防腐”制度建设推上了一个新高地。

　　★2009年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自5月份以来，中央已连续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旨在加强反腐的文件。

　　正视“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记者：近年来，腐败大案、要案时有发生，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十七届四中全会，更是把反腐败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从公报中关于“两个必须”的表述中就能看出来。公报里说，“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很明显，“两个必须”彰显了我党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信心和决心，那么，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或者说，“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应该如何理解？

　　林喆：长期以来，只要涉及到反腐败的问题，都会强调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在党内编撰的反腐败教材上也会写明这一点。

　　2005年初，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其中提到，“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但2008年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把这一任务完成的时间表延后了两年。这就是充分考虑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反腐时间表的调整也表现出制定者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总的来看，“两个必须”的论述是对我党历来的反腐姿态和力度的强调和重申，“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也是对当前反腐工作重要性的一种强调。规章制度的建构，对腐败现象的遏制打击，都是需要时间去探索、去尝试的，因此，反腐工作应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相始终。

　　“腐败落势化”倒逼制度创新

　　记者：记者发现，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反腐败的表述言简意赅，其中最大的亮点和含义最深的表述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意味着过去反腐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问题依然存在。比如，预防和发现腐败的机制有时失灵或反应滞后，不能及时发现某些问题或苗头；个别干部“玩程序”或把制度程序当摆设；“带病提拔”的现象屡见不鲜，贪官腐败金额数在不断升级。

　　林喆：的确是这样。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当前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新趋势就是腐败的落势化。顾名思义，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

　　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贪官李真临刑前的一番话，就揭露了一些职务较低的公职人员为何也能贪腐的“秘密”。他说，秘书的权力来自领导默许、制度赋予和自己开辟3个方面。由于秘书是领导的“活动指南”，领导出去视察，各个单位都想让领导现场“指导”，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样秘书就有机会得到“买路钱”；秘书还可以协调贷款、运作职位，他只要说话，下面的人弄不清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图，又不好意思细问，此时秘书就可以假传领导指示，以“二领导”自居；秘书为了个人利益把重要情况瞒过领导，在领导参加会议或找人谈话时吹“耳边风”，关键时刻说假话，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秘书是领导身旁的人，谁都不愿意得罪秘书，担心秘书给他穿小鞋。如此，借助一般干部惟上级领导为是的心理，秘书的权力就会变得极大，甚至“可以玩转一个部门或地区”。

　　记者：您所说的“腐败落势化”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概括出了目前腐败现象的一个新动向。我们不妨深究下去，为什么会出现“腐败落势化”这样一种现象呢？

　　林喆：往深处说，这一现象的出现和“权力意识的腐化堕落”密切相关。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公权力，公权力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个人因职业或职务而存在的权力并不真正属于官员个人，这一职权是群体权力或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只有相对的使用权或履行权，而无占有、处置或放弃的权利。一旦他与该职位或职务分离(如退休、免职或撤职)，便不再拥有该权力。公权力本质上的非个体性决定了任何将公权力“私有化”的行为总是对公权力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否定。权力意识的腐化堕落，实际上是将自己认作了权力的实质主体，故而将手中的权力当作个人谋生和发展手段的私权。

　　正因为如此，当前腐败现象在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

　　腐败落势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不完善。让人不想贪，这要靠宣传教育；让人不敢贪，就要靠制度完善了。党内有关负责人曾将腐败的四大原因归结为———教育不到位，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腐朽思想的影响。因此，制度不完善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也是转型时期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