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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卢肇钧拿着国民党政府给予的资助，离开北平，去到美国；1950年，他满怀对新中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北京

　　本刊记者/杨时

　　“你别回去了。回去之后，共产党听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就把你关在小黑屋里，你还搞什么科研？”1950年，与卢肇钧一起留学、工作于波士顿的同学经常这样劝他。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因意识形态对立，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将中国看作“红色的敌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人对“红色中国”心存向往，有人惧而远之。已经学有所成的卢肇钧最终决定回国，成为第一批返回新中国的36名留学生之一。

　　卢肇钧的父辈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学生中的一员。卢家至今四辈成为了中国百年国门紧闭与开放的缩影。

　　“回到中国给我们写信！”

　　“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我们今后只好流落异乡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垂头丧气地说。这是1949年春节的聚餐会，几十名旅居波士顿的清华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国内时局。有人反驳那位同窗，“列宁有赎买政策，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出高价聘技术人员回去的。”

　　卢肇钧插了一句，“关键不在于是否出高价。如果共产党真的要振兴中国，还是该回去。”没人把卢肇钧餐桌上的话当真。

　　那时，卢肇钧已到美国读书两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边做助教边读博士学位，甚至已经接手一项美国海军委托的地质研究项目。当时32岁的卢肇钧身穿西装，打斜纹领带，戴金丝眼镜，性情儒雅，生活舒适。无人将这个学者派头浓郁的年轻人与“红色政权”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但那次聚会之后，卢肇钧开始与一些旅居美国的中共党员密切交往起来，以了解国内时局。很快，他与一些学生成立了“中国问题座谈会”，以学生团体的形式传播中国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党员通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起回国号召，卢肇钧被选举为波士顿地区联络人。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国急需大量知识人才，中共开始向国外留学生伸出橄榄枝。

　　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出于对科学人才的爱惜，对于大批中国学生极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软硬兼具，一方面给予更为丰厚的物质报酬；另一方面，在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下，将一些亲共学生和教授压制下去。回国，成为了一种斗争。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8月，卢肇钧还是辞去教职，与另外35名同学一起坐船经香港辗转回到北京。

　　离开美国之前，卢肇钧的房东诺威尔太太反复叮嘱，“回到中国一定给我们写信报平安。”但是，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没能收到卢肇钧的信件。

　　1950年，卢肇钧回到北京。

　　上世纪30年代，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炮火，卢肇钧辗转于清华、辅仁与燕京，最终毕业于西南联大。上世纪40年代早期，卢肇钧曾以工程师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负责桥梁、公路的设计。抗日战争结束后，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参与迁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随着抗日结束，留学欧美热潮升温，当年有730人走出国门。一年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文化协定”再度激励学生出国深造。卢肇钧通过了公费出国考试，抱着到更先进的大学深造结构力学的计划，于1947年到达纽约。在曾经的清华导师刘恢先指点下，转而进入哈佛大学土力学专业。

　　卢肇钧的出国一方面由于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辈自小留洋的血脉。他的父亲卢学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国留学，后回国报效。卢学孟曾任驻英通译官、京汉铁路行车总管等职，民国后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参事，一时权重，卢家后辈中多人被安排到铁路系统工作。

　　日本侵华战争时，卢学孟放弃高薪，辞职还家。“那时候就靠卖东西过日子，典当衣服什么的。”卢学孟的儿媳、卢肇钧夫人陈善蕴说。

　　那时卢肇钧不过二十出头，受抗日思想影响，一度想投奔延安，但因家中需要靠他接济而未果。随后他考取国民党政府支持的公费留学名额，远赴美国。

　　最初一段时间，卢肇钧在美生活费用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提供资助，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衰落，资助渐渐断绝。一年多以后，卢肇钧已靠在大学做助教的工资为生。

　　在哈佛与麻省理工学习工作3年后，卢肇钧归来。按照他的设想，仍计划回到清华任教。但新政权建立后，百废待兴，铁路建设急需人才。卢肇钧直接加入铁道科学研究院创办土力研究室。本应成为中西交流桥梁的卢肇钧无法预料，自己面对的是一扇逐渐关闭的国门。自此之后30年，自己与美国同窗音信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