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曾将《物权法》比喻为“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形象说明了它的无力。要解决拆迁纠纷，就必须正视拆迁中的巨大地方利益。《物权法》急需装上“引信”，这个“引信”就是“拆迁条例”的修订。

　　上海市闵行区一户主，不肯在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拆迁协议签字，结果遭遇强制拆迁。女户主称当地政府侵权，官员称其“脑子别住了”。面对强拆队伍，女户主用燃烧瓶抵抗暴力拆迁，但终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几小时后，房屋最终被推平。

　　上面这一幕，在11月22日的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中，被以影像的方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但其实，这件事本是旧闻，半年前就有平面媒体详细报道过。如今旧闻重又成“新闻”，半年前的这起“拆迁大战”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这一事件背后的法律冲突，至今仍未解决，“旧闻”的新闻价值仍然存在。

　　就说这起拆迁纠纷，有政府官员手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强拆依据，被拆迁户则拿着《物权法》与政府官员争辩论理。从表面上看，这起事件是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内在的冲突更发生在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比如，《物权法》规定的征收、征用主体只能是政府，但条例规定的拆迁人却可以是开发商。又如《物权法》属民法领域，侵犯物权自可寻求民事司法救济。而“条例”则过分依赖于行政权，行政裁决是给被拆迁人的常规救济管道，这使得拆迁人常常拿着行政裁决逼迫被拆迁人就范。

　　从立法位阶上说，这样的冲突本不应发生。法律优于行政法规是一般原则，既然“条例”与《物权法》相冲突，低位阶的“条例”自应归依无效。拆迁属于土地法律关系范畴的法律行为，在法理上，属于《物权法》领域。所谓的拆迁补偿协议实质是民事财产关系的调整，属于民事基本制度中的合同法律关系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和“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也就是说，行政机关无权以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干预合同的订立或强制性处置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

　　鉴于此，立法者在《物权法》通过之初，也同步启动了包括“条例”在内的配套法规的修订，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反对等原因，至今没有完成。当《物权法》不足以保卫公民私产时，类似被拆迁人以燃烧瓶对抗外来的非法侵犯的激愤之举，也就难以避免。

　　央视将《物权法》比喻为“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形象地说明了它的无力。其实，以明确所有权的《物权法》，并非可以当然担负起拆迁纠纷终结者的角色。一个基本的判断依据在于，早在《物权法》之前，宪法就已经确认了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但片面强化拆迁者的行政强权的“条例”，依然在现实中弱化甚至架空了被拆迁者的私权。

　　拆迁纠纷的症结正在于此：私产不但应受宪法和法律文本的保障，这些宪法和法律原则更应被行政法规贯彻。一个是现实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且有强制力保障的公权，一个是空有宪法文本保障但失却具体保障措施的私权，如何能达成平衡与和谐？于制度上追根溯源，首当其冲的就是“条例”的合宪性与合法性问题。

　　要解决拆迁纠纷，就必须正视拆迁中的巨大地方利益。为此，《物权法》急需装上“引信”，这个“引信”就是“条例”的修订。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