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社会”的人眼里，蒋家田是个“豪爽”、“好交朋友”的人。

　　曾和蒋家田合伙开茶馆的卢鸿说：“老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认识的人比较多、人缘好，可以出面摆平很多事情。兄弟们对他很尊重，他对任何人都很客气。老蒋也不是去抢、去偷、去打打杀杀的人。”

　　社会上传言“蒋家田方方面面的人都认识”，蒋家田的供述对此有所印证。他供述：他们为贩毒所买的大客车落在他的名下，因为杨菊芬说“车子在蒋家田名下，即使出事了，车子也不会被收掉”。当杨国应因背毒被边防武警抓获后，蒋家田打电话给一名律师，让他帮忙救人。此律师表示要100万，先打20万。于是蒋家田便先打了21万过去：“我想他请客、买烟等需要花钱，所以就多打了1万。”蒋家田说：“想什么办法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对我来说，依法办也好，非法办也好，只要人能出来就行，地方不同，行事方式也不一样。”

　　“黑老大”为何低调

　　根据警方的侦查，蒋家田为人很低调，虽然他是个有钱人，但吃的用的并不讲究，也不招摇。虽然有10多辆加长车，但很少开，出门都是打摩托车。但他在“江湖”威信很高，人们尊称他“蒋大哥、老大、蒋老爷子”。据他自己交代，他用人，一般都不问别人的名字。“这是我的习惯”。

　　但是，警方认为，蒋家田的低调正好反映了他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许多人都知道蒋家田在贩毒，但具体怎么做，谁也说不清。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同案犯邓建华时，他坚称自己“和蒋家田的关系一般，他不器重我。假如他器重我，我就涉毒了。他真正器重的是他的亲戚”。

　　事实上，在杨菊芬一家的贩毒中，由于知道做毒品生意危险，蒋家田从不插手，也从不出面接毒品和卖毒品。他说：“接货我不管，卖货我也不管，只要你们做事小心，我就等着分钱。”有人想买毒品，蒋家田就跟来的人说：“有事，你们和嫂子(指杨菊芬)讲，我不管。”杨菊芬后来供述：“蒋家田从不经手毒品的事，具体的事情都是由我安排处理，但所有的事蒋家田都是知道的。”

　　由于蒋家田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从不亲手沾毒品，更不与人谈交易毒品的事。但蒋家田在组织内部影响力之大，使被警方抓获的人都不敢指证蒋家田，他们知道，一旦得罪蒋家田，就没有立足之地，这也造成了警方屡失抓捕蒋家田的机会。

　　被抓之后的蒋家田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警方对他的审讯达数十次，他甚至威胁办案人员：“黄泉路上不分先后。”之后他又声称那么多人指证他“是墙倒众人推”，并且认为检察机关指控他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证据不足，所指控的18个骨干都没有过任何形式聚会、碰头，也没有任何的规矩、纪律、强制性约束。这些人之间大多互不相识，甚至有些被告人他自己都不熟悉。无论是贩毒、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出售和持有假币、诈骗，这些人都无需向他汇报、请示。

　　揭秘“蒋老爷子”的手段

　　但是，检察机关认为，蒋家田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虽无成文的帮规，但有不成文的规矩，这体现了首要分子对其组织成员的支配性。虽然整个组织貌似松散，但结构分明，各中层骨干领导的团伙各行其是，互不冲突。

　　整个犯罪组织呈现金字塔结构，以蒋家田地位最高，其意志完全得到组织成员的服从和执行。组织成员一旦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组织会采取救助行为。正如杨菊芬、蒋满英、谢明祥等人供述的那样，只要不出卖组织，蒋家田一定会去把人救出来。

　　且蒋家田本人及其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均能证实在该组织中，大到数百万元的毒品生意，小到是否允许手下弟兄继续敲诈一个小小的川味园饭馆，都是蒋家田说了算。

　　在蒋家田手下，中层骨干分工明确：邓建华协助蒋家田组织犯罪的同时，以蒋家田的名义插手摆平各种“江湖”纠纷；杨菊芬全面负责打理毒品买卖；熊绍文专门为该犯罪组织实施各类犯罪提供暴力协助，纠集了一批固定人员，看场子、收保护费、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角色；徐传忠、卢鸿负责经营茶室，专司强迫交易；夏炎功(化名、在逃)管理假币，为团伙聚敛钱财。

　　各中层骨干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又分别领导、纠集着比较固定的一批人员，以暴力为后盾，肆无忌惮的作案。组织内部层级分明，管理严格。各中层骨干对上服从蒋家田的管理，对下负责各自领域内的业务，相互间基本互不插手，各自的“小弟”互不交叉，相关人员甚至互不往来，互不认识。 记者 张文凌

　　(感谢刘子倩、王晶磊、关昆、黄涛对本组报道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