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2月5日凌晨5时，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跳楼身亡。据警方称，刘先进本人近期严重失眠，疑因健康原因引发精神焦虑而自杀。

　　近年来，我国官员自杀事件引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

　　让人意外的是，2010年伊始，又闻官员自杀的报道——除刘先进外，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

　　从以往报道来看，官员自杀方式多样，主要是跳楼、割腕、开枪、上吊等。而官方公布的自杀原因，多数为心理健康出问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官员是社会公共资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对社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其自杀不同于普通人。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问题。

　　多数因心理压力而轻生

　　“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别看人前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苦衷没多少人知道。”2月12日，本刊记者与一位在南方某县任县长的朋友聊天时，他感慨道，“总担心工作出问题，常常失眠，人还不满四十，白发却生不少。”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官员也坦言心理压力太大。而李毅中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

　　2009年9月3日，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透露：“自杀已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还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在这个自杀群体中，官员也不可能置身度外。

　　据了解，北京是较早关注官员群体心理健康的地区之一。2005年5月，北京市相关机构对200多名中年官员进行了一项定向精神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倾向。

　　2005年6月，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对100多位官员进行心理健康问题调研，发现官员普遍有较大“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在以往自杀的官员中，涉及党委政府、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各个级别官员均有，其中科级、县处级自杀官员占多数，比如原安徽省蚌埠市统计局长刘敏、原福建省福鼎市质监局长翁华铭等；厅局级官员有原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等；省部级高官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等等。

　　据本刊记者了解，每次官员自杀消息披露，公众更多的是对事件是否隐藏腐败的好奇、忧虑与猜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除部分官员涉及腐败而自杀外，多数官员自杀的重要原因却是心理健康出问题。

　　“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其自杀并非官员的私人事件，应属于公共事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官员存在心理危机，不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还影响到自己与家庭、朋友的和谐，更严重的是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各种挑战施压官员心理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员心理危机的产生，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各级官员提出诸多挑战有关，包括知识社会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行政问责对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以人为本对科学执政能力提出的考验等；还有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来自因本领不适应、能力素质不高的内心压力。

　　首先，官场竞争的压力。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领导模式、思维方式需要更新，官员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现实中，各领域的官员，个人升迁与实际绩效相挂钩等，增大了官员的心理压力。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及对客观上存在的，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提防与忧虑等，使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李成言教授认为。

　　其次，人际关系与社会监督的压力。多数官员处在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在正常的工作之外，还要拿出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我国特有的官场关系和社会关系。比如领导、朋友、亲属求帮办事，但如果帮忙又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官员无法平衡好这些关系，这对官员无形中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和传统的处事习惯，也成为诱发官员心理危机的原因之一。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加快，官员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一言一行，被置于公众的视线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麻烦。刚刚过去的2009年，比如“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我们是有身份的人”等“雷人语录”的官员，不但引来非议，有的甚至还丢官挪位。

　　再者，高压反腐的压力。官员掌握着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由于我国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利益冲突的机制，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寻租交易”使官员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在众多诱惑和高压的反腐态势之间，官员的心态常常处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

　　以往就有些官员就经不住诱惑而腐败，但又担心腐败问题败露难获饶恕，直接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而选择自杀。还有的官员深陷腐败串案泥潭，意欲脱身却难以自拔，最终在痛苦之中选择自杀。

　　此外，家庭生活的压力。在日益激烈的官场竞争环境下，由于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成员的感情，比如缺乏夫妻交流、忽视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从而使一些官员在内心里一种愧疚感，导致家庭产生不和谐，甚至出现危机，从而给官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不可否认，官员在各种压力下，加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对官员的培训，往往侧重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而在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科学化上缺乏足够的训练，加上长期忽视心理上的关注和关怀，以致官员的心理压力无法找到缓释渠道，从而影响工作和事业，甚至导致自杀悲剧的发生。

　　“随着挑战不断增加，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官员出现心理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浙江省金华市第二医院心理咨询室主任施承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虽然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官员心理健康，但仍然停留在一个表层的阶段，很少有实质性举措。因此，在干预官员心理危机上的意识和举措，就很有必要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