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行贿人不被处罚的问题，影响恶劣，危害很大。”在此次全国人大会上，来自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带来了一份《关于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议案》。

　　汪春兰透露，此议案是上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起草的，童海宝曾任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们结合当前反腐败实际情况和经验积累，加上细致的调研，又邀请法律界同仁、社会学者等共同探讨，“汪代表阅后又进行充实完善，此次向全国人大提交。”童海宝说。

　　汪春兰发现，相对于受贿罪的处罚而言，对行贿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当罕见。

　　负责起草此议案的童海宝认为，在犯罪学上，行贿与受贿是一种“一对一”的对合关系，有行贿必有受贿，而有受贿则须有人行贿。许多国家基于对贿赂犯罪性质的认识，将行贿受贿同罪同罚，甚至有的国家将行贿称为“积极腐败”，而称受贿为“消极腐败”。

　　但是，在我国刑法中，行贿和受贿不仅不同罪不同罚，而且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处罚上也极不对称。我国刑法立法上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刑罚处罚规定上轻重迥异，可谓“阴阳两地”、“一生—死”。

　　究其原因，童海宝认为，这是基于司法功利的考虑。由于查处受贿罪的难度较大，大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办案时往往从查行贿入手，需要通过行贿人提供的事实去证实受贿人的犯罪事实。因此，承办人在做行贿人工作时常会给予一定策略上的从宽，有的在心理上还会给予一定的宽容；另一方面是出于认识上的偏狭，认为行贿人是有求于人，受贿人是人求于我，后者危害更大。殊不知行贿者也不是天生的受害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贿人多是自愿的“寻租者”，是“加害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专叮“有裂缝之蛋”的“苍蝇”。

　　议案建议，处罚形式中除现行刑法规定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外，增加罚金刑，并规定可以附加或单独适用。这样，既可以和受贿犯罪界定保持基本一致，也有利于侦查机关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及进行政策攻心。本报记者 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