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主席关于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今后一个时期军队信息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推进中国特色国防与军队建设转型找到了突破口，为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胡主席这一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科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战略指导，科学的战略指导来自于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依据新的判断调整战略指导思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正确判断国际安全环境，在做出全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之后，又及时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思想是：军队建设要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解脱出来，以“精兵、合成、高效”为目标，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20世纪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海湾战争发生，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江泽民同志对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进行新的调整，提出军队建设的基点由应对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走中国特色的科技强军之路。

　　进入21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进一步加速，军队建设呈现出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面对战争样式和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进一步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将军队建设战略目标定位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走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复合式发展之路。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来临，世界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新军事变革的方向、趋势日趋清晰。从世界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看，信息系统在军事对抗中的核心效应日益显现。同时，我军在改革发展中，经过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已经基本奠定了转型的基础。然而，军队转型毕竟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过程，信息化建设从何处着手？军队转型从何处突破？转型路线图如何勾画？发展路径选在哪里？战略指导需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回答。胡主席在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军队全面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后，又适时提出“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从而把“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现阶段任务和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具体化了。

　　毛主席指挥打仗时有一句名言，要依据战略重心部署战役，依据战役重心部署战斗。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就是当前军队建设全局的战略重心，全军应依据这个战略重心，去部署和安排“战役”、“战斗”。

　　30年来，我军建设从走精兵之路、科技强军、质量建军，到体系建设，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是继承中的发展，前进中的创新，顺应了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

　　体系对抗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基本特征

　　一定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一定时代经济形态在军事领域里的反映；一定时代的作战方式，是一定时代生产方式在军事领域的表现。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虽然都离不开力量的联合与协同，都实行联合作战，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作为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以信息网络为中心的联合，参战部队在共享“战场态势感”中，采取自组织、自适应协同方式；后者作为工业时代的战争形态，以作战平台为中心，以“时间表”协同参战部队的行动，是一种被组织、程序化协同方式。协同方式不同，两者的作战效益有着巨大差异。与此相联系，机械化战争的作战方式，与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相匹配，是一种线式作战；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方式，则和信息时代的“分众化生产”相适应，是非线式、非对称作战。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作战方式的转变，就是基于信息系统的建立。

　　1982年6月发生的以叙贝卡谷地空战，展现出现代体系对抗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战场条件、作战手段，以及对抗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特征鲜明地表现出来。在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特征更为突出，“体系破击”、“结构破坏”、“瘫痪战略”、“节点打击”等新的作战思想应运而生。近年来，伴随“网络破袭战”、“网络中心战”等概念出现，战争理论迅速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军事家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已经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在军事对抗活动中，谁的体系更完善，谁能掌握信息优势，并在即刻之间将这一优势转化为决策、行动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谁能达到体系作战能力的最佳集成，并能有效地破坏和瓦解敌方的作战体系，谁就是战场上的王者。

　　新军事变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看清“山那边的事情”，实现“战场透明”。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反应灵敏的信息系统。与此相关联，新军事变革最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就是指挥控制系统的一次次变革，从海湾战争前的C3I系统，到海湾战争后的C4I系统，再到“C4ISR系统和C4IKSR系统，整个变化过程只用了十多年时间。透过指挥控制系统的变革，可以窥见出体系作战能力的发展与提升。随着“全球信息栅格”的出现，将是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能力的又一次革命。

　　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基本特征是体系对抗。建设信息化军队，只能从构建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着手，加强各作战单元的综合集成，提升体系作战能力。

　　基于能力建设是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

　　“以作战需求牵引军队建设，”是一个正确并已取得共识的理念。在安全威胁相对单一的时代，军队就是为应对战争而存在。有什么样的对手就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对手有什么样的手段就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一直是世界各国巩固国防、建设军队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形成对立的两极。当时各国都能较为明确地判断出自己的对手和威胁来自何方。因此，以“基于威胁”、“基于事件”确定军队建设目标，牵引军队建设与发展，是“有的放矢”和必须的。

　　冷战结束，美国一超独霸，各国建设与发展面临的威胁日趋复杂。各国基于政治利益和领土安全的单一对抗，逐步转变为基于主权、政治、经济、资源、环境和信息等的复杂抗争。进入21世纪，多种安全威胁并存的时代特征越来越明显，军事任务随之日趋多样化。

　　面对多种安全威胁，军队的建设思路不仅要有明确的指向性，把握好个性；同时还应关照全局，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好共性。军队在认清时代特征，明确潜在对手的前提下，“基于能力”建设由于更强调自主性，更注重灵活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的战略选择。

　　“基于能力”建设应区分一般军事能力和核心军事能力。我们必须抓住核心军事能力。不同的时代，核心军事能力，有不同的表现。工业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打击力和机动力；信息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信息力和结构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主要在于提升我军的信息力，争取信息优势；强化结构力，打造作战体系的稳定性和抗毁性。这既适应了信息时代基于能力建设的要求，也抓住了我军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短板”。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必然带来战略评估的新变化，带来战斗力评估的新变化。我们分析作战对手的作战能力，不能只看他的飞机、坦克性能，航母编队的规模等，更要看他数据链的性能，作战体系的可靠性。比如，美国最近63.9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我们在关注“爱国者”—3型导弹等硬装备时，更不可忽视价值仅3.4亿美元的60套MIDS—LVT终端(其中机载35套、舰载25套)。利用这些终端，结合之前售台的E—2T型空中预警机，台湾地区就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以LINK—16数据链为骨干的C4IKSR系统，完成从要素加强到体系构建的质变，使台军基本实现与美军的信息融合，构建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其体系作战能力有了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