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三小”水利工程在内的多种水利设施，缓解了部分旱情；但水利历史欠账多，客观上加剧了此次春旱的严重程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周芙蓉李松董振国李斌陈鹏

　　行走在持续数月未下雨的西南大地上，植被干枯，石头裸露，不见初春时节的春意盎然；成片发黄干枯的庄稼让人愁眉不展；一个山间地下水出水口，成排空水桶在等候，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20公里，再远的路，村民想方设法人挑马驮把水弄回家。水库龟裂、河水断流、农田板结、水井干涸……2009年入秋以来，我国西南等部分地区降水较少，气温偏高，出现持续干旱。近期，旱情仍呈发展态势，包括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截至3月18日统计，上述五个省区市，受旱耕地面积达8368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86%。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深入贵州、重庆、广西、云南等受灾一线调研采访，了解到水利工程在此次大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次旱情也暴露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长年存在的问题：一面是干旱日益严峻，一面是杂草丛生的水沟、垮塌淤塞的渠道、年久失修的排灌机埠，作为农业农村“命脉”的水利基础设施超期服役、带病运行，疲态尽显。

　　水利设施抗旱效能高低之因

　　“去年10月完工的哮天龙水库在大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县城去年底就没水可供了，可能要采取措施疏散群众了。”六盘水市盘县水利局副局长蒋先祥说。

　　2005年和2006年，盘县分别完成除险加固治理的许家屯水库、松官水库，也在此次大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松官水库大坝上，本刊记者看到水面碧波荡漾，水位虽然下降明显，但仍高出死水位线。

　　蒋先祥介绍，两座水库联合调度，能保障老县城片区9万余人的供水安全，而在两座水库除险加固之前根本没办法实现。

　　在此次大旱中，不仅是小型水利工程发挥积极作用，旱情较为严重的水源条件不好、地势较高、地形复杂、水利基础设施不完善、中小型水库覆盖不到的山区，小水塘、小水池、小水窖“三小”水利工程，也有效缓解了当前旱情。

　　“这次持续干旱，虽然水利工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水利历史欠账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缺乏引水、蓄水工程，贵州仍存在雨季洪水成灾、旱季无水引用的现象。旱情也暴露出贵州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的问题，目前的水利工程建设与现实需要还有较大差距。”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周登涛说，目前贵州还有16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占全省总人口的40%，其中纳入国家解决范围的有500多万人。

　　这样的问题在重庆、广西、云南等地同样存在。

　　3月20日，本刊记者来到广西省河池市东兰县三石镇巴造村。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巴造村一片干透的水田，龟裂的土地裂缝宽度在2厘米左右，裂缝间留下了许多已干死的田螺。记者踩在田里，坚硬的地面如同水泥地一般。在场的村民说，这样的田地用水牛根本犁不动，只能用“铁牛”。而用“铁牛”犁地，每亩地要耗柴油8升左右，不加人工费每亩就要花50元。“这样划不来，有些人干脆不种了。”村民韦凤溜说。

　　记者来到该村唯一的水源——一口小水潭边看到，这里曾修有水渠和抽水设备，均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而今，水渠已经严重破损，已经无法起到输水作用，而抽水设备已经锈迹斑斑，早已失去了灌溉功能。村民黄启思说：“水渠好几年前就已经不能使用了，水泵房早在十几年前就坏了。”也就是说，即便是水潭的水足够灌溉农田，村民也只能靠天吃饭。而实际上，据村民反映，这个水潭是连通地下河的，水量并不小，若抽水设备和渠道完好，即使在这样的大旱之年，也可以使一些田地得到灌溉。

　　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惠洞灌区是一个中型灌区，设计灌溉能力1万亩，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干渠长42公里。由于年久失修，渠道破损、淤积、渗漏严重。“水头渠道还是满的，到水尾基本上都没水了。”广西田阳县水利局副局长赵传贵说，由于渠道失修，目前的灌溉能力只有3000亩左右。要恢复到设计的灌溉能力，需要投入3400万元。目前，由于无法灌溉，水稻尚能勉强种植，种植秋冬菜就没有办法了。赵传贵告诉本刊记者，若灌溉能力好，种植秋冬菜每年每亩至少增加3000元收入。田阳县那音灌区也是类似的情况，设计灌溉能力3.9万亩的这个灌区，正常年份只能灌溉不到2万亩。

　　在重庆武陵山区采访时，武隆县中鱼村村支书杨德昌对本刊记者说，该村在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00多亩水田，占耕地面积的1/3左右。在喀斯特地貌区，水田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水利设施的灌溉。中鱼村民曾在1972年引乌江支流老盘河水建成“洪江大堰”，使村里几千亩土地得以灌溉。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洪江大堰”供水渠道堵塞，无人管护，也没钱维修，最终被荒弃，2000多亩在旱时可以作为饮用水源的水田也成了旱地，失去了功效。

　　在云南，受访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农村多为山区、半山区，很多地方居民分散居住，管网建设工程的成本相对内地或部分西部地区都要高。而云南省正常年份的降水很充沛，一般依靠坝塘、水窖就能解决生产生活用水，因此非干旱年份人们对云南水利设施的短板普遍重视不足；同时，云南山区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已年久失修，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这些工程的功能和蓄水量已无法满足需求，很多老化失修的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大型灌区工程设施、中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也严重偏低，许多泵站的灌排水能力达不到设计标准。

　　“水来留不住、旱时用不上”

　　在西南地区，一方面水渠失修影响灌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水库属于病险水库，导致“水来留不住、旱时用不上”。

　　在贵州，由于大部分水库、山塘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受当时勘探设计技术、施工质量管理等因素影响，工程停停建建，再加上后期管理粗放、手段落后、维修养护投入严重不足等，致使大批水库存在病险。目前贵州还有小(二)型以上病险水库829座，其中中型4座，小(一)型68座，小(二)型757座，估算需要投资近30亿元。

　　在广西，本刊记者实地看到，田阳县下花水库设计库容450立方米，由于属于病险水库，每到汛期，必须腾空库容以确保大坝安全，平时也只能降低水位2至3米运行，实际库容只能达到设计库容的一半，大大降低了调蓄水源的作用。

　　据本刊了解，广西河池市水利工程大多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抗灾能力弱。该市201座中小型水库有118座经鉴定为三类病险水库(已实施除险加固26个)，三类病险水库占58.7%。病险水库直接导致了涝时放水度险、旱时无水可用，丧失了水利设施应有的功能。

　　河池市现有家庭水柜和地头水柜21万座，大部分石山区群众都建有家庭水柜和地头水柜，但因水库容量小，水柜数量不足且大多无集雨面积，大多没有加盖，蒸发量大，蓄水量有限，无法保证严重干旱情况下群众的饮用水需要。东兰县泗孟乡弄平村下东屯村民马金欧告诉记者，他家40立方米的水柜储备满水可以用3个月左右，3个月内再无大雨便会无水可用。

　　在重庆，武隆县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洋明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武隆县水利工程蓄水量只有1163万立方米，只占应蓄水量的31%，其中武隆县城水源地中心庙水库蓄水量只有正常水平的12.5%。近年来，武陵山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投资主要流向是为了解决饮水安全和治理病险水库等问题，在新建、扩建水源，提高供水能力方面的投入几乎没有。今年的春旱固然与降雨偏少有关，也同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工程投入不足、年久失修不无关系。

　　重庆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村民冉中云说，她家距离长江边只有2公里，但村里没有任何提灌设备修上山。一遇干旱，农民还要靠消防车送水上去。山上虽有2座上世纪60年代修的小水库，但因为年久失修，就像“竹篮子”一样，完全蓄不住水，几乎没有抗旱效果。重庆武隆县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洋明坦言，在武陵山区，受地形、地漏因素的影响，不少农村水利工程先天不足，病险隐患多，无法承担特大干旱的风险。而许多江河机电提灌设施也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超期服役，设备严重老化，且有相当部分属非定型或低效高耗淘汰产品，一旦损坏便不能修复，只能报废，余下的也都是带病运行。

　　在此次受灾严重的云南曲靖市，发挥着防洪、供水、灌溉保障作用的520座小型水库，目前就有442座存在不同程度的危险。

　　大批病险水库的存在，导致一些水利工程不仅难以正常发挥效益，而且成为汛期各级政府的“心腹之患”。

　　比如，广西河池市罗城县卡马水库总库容930万立方米，是一座较大型的水库，但目前维修中的卡马水库无水可取。而就在去年7月初，因洪水来袭，这座水库出现了垮坝险情，威胁下游的罗城县和宜州市民众共4642户15011人。

　　对于病险水库，广西东兰县水利局干部韦永重忧心忡忡。他说，由于多数中小型水库都是土坝筑成，而在大旱之年荷载减少，马上汛期来临，这些土坝恐难突然承受压力，难免出现危险。“大家都忙着抗旱，防汛的事也不能松懈”，韦永重说。

　　资金缺乏是建设滞后的瓶颈

　　去冬今春以来的西南旱情，在肆虐灾区的同时，也在拷问水利设施的漏洞和历史“欠账”。正如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卢峰所说的：“从重庆此次春旱的情况来看，只要有水利工程发挥作用的地方，问题都不大。”薄弱的农田水利建设客观上加剧了此次春旱的严重程度。

　　本刊记者走访基层发现，资金缺乏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最直接的原因。水库、渠系、提灌等基础设施投入大、见效慢，导致很多地方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管理滞后，抗灾能力低下。

　　重庆武隆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洋明说，在武陵山区，建一口1000立方米人饮池大约需要6万元，完全可以解决20多户人家的人畜饮水问题。这样的小农水工程国家会补贴一部分资金，其他的基本由村民“一事一议”投资投劳解决。但武陵山区农民收入每年才两三千元，“一事一议”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一个个小型惠民工程往往成为农民的梦想。

　　广西田阳县水利局副局长赵传贵反映道，目前列入国家层面维修的灌区基本上都是大型灌区，而一些中小型灌区还没有排上计划，而贫困地区往往属于中小型灌区。“由于水利设施退化、老化严重，水利建设还不如六七十年代。”赵传贵认为，依靠地方财政无法解决改造灌区的问题。

　　在云南，尽管农村建设小水窖等工程日益得到重视，但由于经济发展欠发达、欠平衡，各地大多经费拮据，大部分农村的小水窖数量较少，远远满足不了所有村民的用水需求；而一些地方在建小水窖时，当地政府只能为每个水窖配发两三包水泥。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反映，当前基础水利设施建设没有项目支撑，经费筹措非常困难，加上点多面广，即使支持村民搞小水窖工程，乡政府的经费也是杯水车薪。

　　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周登涛说，贵州的小(二)型水库位置重要，许多是集灌溉、供水及防汛于一体，功能齐全，加快其治理步伐，能够起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但在国家新一轮病险水库规划中，能进入国家规划的只限于小(一)型以上水库。而贵州由于受地质条件所限，小(二)型水库量大，小山塘更是众多，因此不能纳入国家治理范围，只能靠贵州各级自身财力自筹治理资金，由于财力有限，也影响了治理进度。

　　本刊记者获悉，目前贵州正在实施的“滋黔”一期骨干水利工程，需建设18座中型水库，从2000年立项，后来调整概算，建设资金缺口高达11亿多元，无从补缺。“滋黔”二期工程设计的19个中型水库中，仅两个列入国家投资计划，且由于全国中型水库建设规划年限至2012年，虽然具备开工建设条件，但却要在三年之后才能开工建设。

　　加快水利建设是治旱之本

　　大旱当前，旱区各省区市主要领导纷纷深入抗旱第一线，组织指挥抗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表示，要把抗旱救灾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坚决打好、打赢这场硬仗。而在全力以赴抗旱救灾的同时，如何找到更切实可行的基层水利建设模式尤显重要。

　　多位受访的基层水利专业人士建议，各级政府加大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应是当务之急，要继续加大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在整个水利建设投入中的比例，整合水利、国土、农业等部门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统筹使用农村各类涉水资金，提高涉水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缓解西南诸省区工程性缺水、供水不足的瓶颈，多位贵州基层水利、党政干部建议中央加大对水利建设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

　　以贵州为例，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贵州地质条件复杂，喀斯特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73%，这导致能够具备修建大型工程条件的点址很少，工程性缺水严重。因此，加强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是解决贵州工程性缺水的重要措施。但受政策影响，中小型水利项目建设纳入国家投资范围难度较大。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水利局副局长唐鉴说：“小型水库没有纳入中央投资计划，地方财力就是常规的水利工程，配套资金投入难，更不要说建水库。如果每个乡镇都建有一两个水库，对解决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周登涛认为，中型骨干水源工程是供水安全体系可靠的水源保障，加快中型骨干水源工程建设步伐在贵州显得迫切而重要。

　　同时，需明确农田水利设施的公益性质，确定各级政府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主体地位，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在运用公共财政投资的同时，也需借助市场机制，调动农民、投资者的积极性，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农田水利投入机制，兴建改建一批小型水利工程。

　　大旱暴露出对水资源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也引起了多方关注。比如，云南省水资源总量虽在全国排第三位，但水资源利用率只有6%，远低于16%的全国总体利用率。

　　采访中，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和自兴表示，云南的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大部分地下水的水质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要求，经过多年努力，云南省地勘单位掌握了一批岩溶、红层地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示范项目，并解决了楚雄、红河等地一些地区长期缺水问题；但恰恰因为地表水源的相对丰富，很多地方对地下水开采不重视，也缺乏对地下水源的勘察及利用规划。

　　受访专家建议，可以采取政府出钱，农民出力的“以工代赈”方式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保护好，在雨季通过水利设施储藏水，到雨量少的季节就把储藏的水利用起来，做到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