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铁路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公司董事捆绑在每辆火车的车头处。”要有效地降低现代工业体系的风险事故，关键在于让最有能力预防事故的主体承担起事故的成本

　　“王家岭”成为当下最热词，真实的生命大救援超过了任何虚构的影视剧，目睹一个个矿工被救出地面，很多人热泪盈眶——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

　　这些年来，惨烈的矿难时有发生，一次次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但久而久之，这种刺激频繁发生，亡羊而不知补牢，反应就迟钝了。这是莫大的悲哀：矿难不再成为新闻。王家岭矿难引起高度关注，是因为这起矿难救援创造了生命奇迹。医护人员轻轻揩净幸存者污黑的双手时，我们的心灵似乎也被轻轻擦拭，最柔软处被深深触动。

　　这种集体感动，应该化为一种最切实的人文教育，启示未来。人们希望：王家岭矿难，在成为中国矿难救援史奇迹的同时，也能成为中国矿难治理史的一个分水岭。

　　生死悲欢，最动心魄，但这种情感，却如此沉重，望封存于历史，而少见于未来。

　　历史上的“血煤”

　　好莱坞拍过一部莱昂纳多主演的电影《血钻》，由茨威克执导，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非洲的塞拉利昂，有名的钻石出口国。由于长年内战不断，各方势力为争夺钻石展开血腥厮杀，塞拉利昂的钻石也因此被称为“血腥钻石”。影片震撼观众的，有人性的贪婪，更有人性的伟大。

　　因为矿难频发，黑洞洞的煤矿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些年来，国内有“血煤”之说——“不要滴血的煤”、“不要带血的GDP”。“血煤”是新词，更多隐含着一种道德谴责，而煤拥有一个更古老与更被追逐的名字，叫“黑金”——其实，从经济与社会学意义上讲，“黑金”与“血煤”，是有逻辑关系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的国家。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命干将铸剑，众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吴越春秋》又载“采炭于南山，故其间有炭渎”。渎、窦通假，“炭渎”即采煤炭后所留下的废坑。在冷兵器时代，煤更多作为熔炼之物，在全国各地，考古学家都发掘出来古代炼铁炉基，一些窑内还存放有煤饼。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记述了言行正直、得罪了豪强的夏馥，他为了逃避党锢之祸，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自剪须发，形貌憔悴地干了两三年采煤劳工。

　　有人采煤，自然会有矿难。虽然古人采煤囿于设备，只能以碗状下挖，尚不能像今人一般进入地底深处，但危险同样存在。史载：西汉文帝元年，河南宜阳矿难百余人死亡。明代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煤的种类、找煤的方法以及采煤技术等等，而且还介绍了如何排除瓦斯、防止塌陷等措施。

　　汉代有一个著名的矿工窦广国，因为逃过矿难的传奇而名留史册。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外戚世家》以及王充《论衡》中的《吉验篇》和《刺孟篇》都记述了此人的故事：窦皇后之弟名曰广国，年四五岁，家境贫寒，被人所掠卖，其家不知其所在。他被转卖了十余处，到了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里)广国为主人入山挖炭，晚上一百多人睡在炭崖之下，炭崖倒塌，统统压死了那些睡觉的人，只有广国一人得以脱身。他就从主人家跑到长安，时为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他听说窦皇后新立，老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离家时虽然年幼，但还记得县名、姓氏，又曾与姐姐一起采桑叶，并从树上摔下，他以此上书自述。窦皇后把此事告知文帝。文帝召见时，广国回答说：“姐姐离我西去时和我诀别于驿站招待所，她曾要了淘米的泔水，给我洗头，又要了饭给我吃，然后离去。”所言属实，姐弟手把着手，泣不成声，眼泪鼻涕交错下淌。左右侍者都伏地而哭。于是，文帝优厚赏赐广国田地，房屋和金钱。景帝立，拜广国为章武侯。王充评曰：“夫：积炭崩，百余人皆死，广国独脱，命当富贵，非徒得活，又封为侯。”

　　中国古话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王家岭矿难发生后，在地下黑暗处苦苦支撑了八天八夜的矿工被救出后，劫后余生的感言，令人难忘，其中一名矿工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下井了。祝福他——即使不像窦广国那般大富大贵，此生也不再有地底深处的绝望与恐惧。

　　美国的矿难是如何降下来的

　　但是对大多数矿工来说，为了生计，他们还会继续下井。

　　一个矿工的生命与尊严如何得到保障？不能靠改行——或者说，躲避下井——而应该在血的教训之上亡羊补牢。这方面，美国的矿难治理或许是个榜样。

　　就在王家岭矿难发生后不久，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也发生一起重大矿难：煤矿爆炸造成25人死亡，另外还有4人失踪，创下了1984年以来美国一次矿难死亡人数最多的纪录。美国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已绝迹多年，最近一次也是发生在西弗吉尼亚的阿普舒尔县，当时导致12人死亡。

　　2009年，美国共有34名矿工在作业过程中死亡，为政府部门开始此项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18人在矿难中死亡。相形之下，美国的煤矿虽然发生这起惨重死伤事故，但已经堪称相当安全的了。

　　但是在历史上，美国的煤矿开采史，堪称一部“血泪史”。20世纪前30年，美国煤矿每年平均因事故死亡曾有过2000多人的惊人数字，1907年美国矿难死亡人数更是高达创纪录的3242人，其中西弗吉尼亚州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62人死亡。

　　但正是这次事故，直接促使美国国会下决心立法干预。1910年，国会通过立法，设立了内务部矿山局，专门负责减少煤矿业的事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围绕煤矿安全生产，美国先后制定了10多部法律，安全标准越来越高。

　　1968年，又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个煤矿发生爆炸，造成78人死亡。这一事件震惊全美，美国政府迅速制定了新的《矿业安全和卫生法》。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最全面的煤矿安全法规。这个法案后来继续完善，于1977年定型。据此，美国还建立了独立的安全监察部门——矿山安全与健康局。

　　这一法律的主要内容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监察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监察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违规煤矿必须接受高额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安全教育。

　　这项法律实施之后，美国煤矿业走上事故低发的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死亡人数下降到千人以下；1993年到2000年的8年间，整个煤炭行业没有发生过一起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目前，其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

　　美国治理矿难的经验，无疑值得中国借鉴。美国学者维特著有一书，名为《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上面写道：美国的工业事故伤亡率在1910年前后出现拐点：“20世纪初，美国每年有23000名工人在工作中失去生命；而在今天，即便美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美国人口数量有了3倍的增幅，但美国工人的年度死亡数量却维持在5000人左右。”

　　美国的经验在于何处？维特教授有一句经典的话：“防止铁路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公司董事捆绑在每辆火车的车头处。”要有效地降低现代工业体系的风险事故，关键在于让最有能力预防事故的主体承担起事故的成本。在复杂的现代工业场所内，工人个体只是机器大生产之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他们不再是作坊生产时代中控制生产过程的小业主，也无力充当防止事故发生的适格主体。经济发展的成本不应该让“残疾的工人”或“贫困的寡妇”来担负，而应该转移给那些真正控制生产过程的工厂主和管理者。如果法律公正地分配现代工业活动附属的事故成本，就可以塑造一种既有安全又无损效率的生产体制，一种劳资两利的生产体制。在这一意义上，安全和效率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取舍关系。如果法律将事故成本由劳方分配给资方，那么对于资方而言，一种事故最小化的生产体制反而正是最有效率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