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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树!玉树!

　　青海头，三江源，大地惊颤。一场大地震，击中了玉树。截至4月20日17时，地震已经夺去了2064人的生命，伤者12135人。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我们举行全国哀悼，国旗再次为国民而降，让死者安息，让生者满怀希望地前行。

　　劫后玉树，我们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人们在废墟中捡起还能用的木头，打算着重新开始新生活；我们看到了继汶川地震之后的大爱，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聚集在这个海拔4000米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动员，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这一困难时刻，我需要尽快赶回国内，同我国人民在一起”的深情告白，到每一个个体的自发行动；我们同样看到了那些不幸的人和事，地震抢在了加固之前，摧垮了校园，“不要几个月，再有二十天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在地震中，发自民间汇集成流的中国“微”力量正在壮大。这种力量绵延不息，让我们从悲恸中得到力量，在艰难中前行，让每一个生者自信、勇敢。

　　劫后玉树：废墟上的格桑花

　　这座城市怀念死者时极尽哀恸。但送走死者后，生者充满了力量

　　本刊记者/汤涌 王妍 (发自青海玉树)

　　4月17日，震后第3天早上8点，在玉树城边的山坡上，那两条深得发黑的火葬坑凄厉耀眼。

　　遇难者的遗体被覆盖上干柴、酥油和吉祥草等香料，周围用经幡围起。一位妇女远远地唱起哀悼死者的歌曲，凄凉婉转，她唱一会儿，停一会儿。

　　这是玉树人送别亲人的时候，这两道深沟将和4月14日的那场7.1级剧震一起，纳入玉树一代人的回忆。

　　喇叭里诵经的声音忽然低了，似乎带有一丝沉痛和哽咽，就在一霎那，火焰腾了起来。火葬坑对面的山坡上，从青海各地、西藏自治区、四川藏区赶来的僧侣一起高声念经，用诵经声陪伴着死难者的亲人。

　　有的人在火焰燃起后才带着自己遇难的亲人匆匆赶来，死亡是不幸的，但当死者可以有一个如此隆重的葬礼，那么生者的悲痛也许可以减轻。

　　一位女子来晚了,她死去的母亲没赶上这次火葬。她哭着求人帮忙，僧人许诺给她的母亲在旁边架设一个小火葬堆。

　　兀鹫在天上盘旋着，它们不怕火光。在藏族习惯当中，兀鹫被看作非常吉祥的鸟类，被认为是天上的仙女。它们的盘旋代表了死者的圆满。

　　停摆的玉树

　　格萨尔王雕塑默然无语——这位神话中的英雄脚下，是密布的救灾帐篷。

　　如今，玉树的地标建筑格萨尔王广场已经成了一个灾民安置点。靠近公路的道边，僧侣们搭起帐篷燃起酥油灯给死者和活人祈福。旁边的红条幅下，武警官兵熬了大桶的粥分散给灾民。

　　这个小城停摆在4月14日早上7点49分。它几乎被摧毁，土坯木料和石头构建的普通民房轰然倒塌，木梁和钢筋像瓦砾中伸出的魔爪。灰尘漫天，哭声与呼喊传遍了全城。

　　地处西部的玉树天亮得晚，和北京相比日出时间晚一个多小时。7点49分时许多人还在休息，这造成了惨重伤亡。幸存者要么疯喊着联系自己的亲人，要么在砖石堆上拼命挖人。那一刻之前，街头的广告栏满是“旺铺招租”“急卖房”之类的广告；那一刻之后，运动场的门前贴的是，“扎西在这里”，“卓玛在这里”，他们找的是爸爸、妈妈、爷爷，或者很远很远的亲戚——这往往意味着他们没有很近的亲戚了。

　　灾前的玉树和很多藏区的州县相似，有着漂亮的喇嘛庙，深色皮肤的民歌歌手，大眼睛的美丽姑娘——不像内地的有些县城用三个轮子的“蹦蹦”解决县内交通问题，留着长发的康巴汉子开着摩托在草原上奔驰，炫耀着自己游牧的气质。当7月草原开满花朵的时候，很多内地来旅游的姑娘都乐意跳上这样的摩托听骑士唱起《少年和格桑花》。

　　眼下的玉树看不到那些彩绘的漂亮房子了。它们来自土木，如今又归于瓦砾。见不到那些抱着藏族吉他的小伙子唱歌了，他们的吉他可能被砸坏了——骑士的后座上是方便面和矿泉水——过去天天转玛尼堆、无欲无求的老阿妈们，在震后第三天开始拉住一切穿制服的人：士兵、武警、消防、僧侣，希望他们能帮自己把瓦砾堆里的钱、食物挖出来。

　　在州职业中学附近的一座废墟当中，人们在努力挖开废墟，一位中年僧人把找出来的皮包、毯子、《病理学概论》和几本练习册归置得整整齐齐，据说房主重伤入院的时候曾经拜托邻居和僧人，把房子里还能用的木头都收好⋯⋯

　　她要木头，那几乎要了她命的木头。她还想重新生活。

　　伤痛之城

　　四十岁的布格浑身尘土地站在辨认不出的“家”跟前，一切早已面目全非。在这里，他刚刚花几万块钱重新装修的房子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墙角未倒的木立柜还保持着震前的样子。现在，他除了口袋里的一千多块钱，便只剩这一身土旧的外衣和脚上那双分不出颜色的皮鞋了。

　　地震过后，布格一家在以前的“家”旁搭起了帐篷。这顶帐篷还是当年在牧区用的。2005年之前，布格还是个牧民，在距离结古镇90公里处的小苏莽牧区放牧。那时候，他是20多户牧民的村长。当时，每个牧民家庭拥有一个山谷的放牧权。他们住着帐篷，逐水草而居。他们心中怀着对城镇生活的憧憬从牧区走出来。

　　来到镇上，布格并没有固定工作。偶尔在建筑队做做小工，每年5月份他都上山去挖虫草。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藏民并没有存钱的习惯。“我们赚到钱，要么是修房子，要么就是买些珠宝首饰。如今房子没了，我们什么都没了。”布格的邻居康珠卓玛说。

　　布格如今想着搬回乡下，“我很多邻居和朋友已经收拾东西回乡下了。”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家具，又被那些牧民搬回了乡下，那里有他们的天和草。

　　三十出头的王晓东和朱艳霞是夫妻俩，去年两口子从河南来结古镇做生意。他们至今也没有领到救灾帐篷，用布单裹上塑料搭成了一个简易的帐篷。

　　和布格不同，他们不愿就这样离开，两口子等着商店重新营业。“我们刚来玉树一年多，生意刚见起色，就来了地震，所以我们不会离开这里。”

　　男人的眼泪

　　据说格萨尔王会挑选歌者和诗人唱自己的英雄故事，只要格萨尔王选中，那人不用教不用学，自然就成为伟大的诗人，整月地高唱英雄赞歌。

　　帐篷里的人们，写下的也是英雄的歌、自己的歌。

　　才仁松保的医院，现在其实只是一块公章、几把止血钳和几十箱药物。这位玉树县综合医院的院长如今在第二完全小学后院的帐篷里办公，在4月14日凌晨5点多的一次小地震之后，才仁院长从三楼值班室跑下来，下命令转移所有的病号。

　　有人也觉得小题大做，5级多的地震实在不是推醒酣睡人的好借口。但是才仁院长坚持让所有病号出来睡在开阔地里。7点49分，大家发现才仁松保对了。

　　地震后，才仁松保开始带医护人员钻危房药房去掏那一百多万元的药品。那台X光机和老旧的B超机挽救不了了。才仁松保又决定再冒险去把床位都挖出来。

　　他震后78个小时里只睡了两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和他的团队救治了2000名患者，死亡71名。因为没有血浆和白蛋白，医生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开放性伤口的患者死去。

　　临时医院外面执勤的是成都特警，才仁松保发现他们连续站了20个小时，非常担心，于是开车路过时给了他们一张名片，还有一些水和酸奶。

　　当天晚上特警何落因为高原反应引发了肺水肿，才仁松保带救护车去接他回医院抢救。“我告诉他的领导，不能让他再工作了，必须送回后方。”

　　很多官兵和警察都是在才仁松保这里吃点药就又跑去工作了，对此才仁院长很生气：“你们平原人上来，就像背了一二百斤一样，不能这样工作的。”其实才仁松保也是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患者。

　　县医院地震前有106个职工，县财政只给41个正式职工编制，65人是临时工，每个月挣500～600元，“挣这么多在玉树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才仁松保说，“如果不是有希望转成正式工，大家都不会做了。现在正在救治伤员的，很多都是临时工。”

　　震后的县医院，46个人失踪，如今只剩下60人了。幸运的是绵阳市中心医院的人开了30多小时的车赶到了玉树，和玉树县医院驻扎在一起合作，这家三甲医院是最早投入“5·12”救灾的医院，对救治地震伤员很有经验。但是绵阳的医生很难单独作战，必须和玉树的医生配合——“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高原反应，而是语言不通，我们只能从表情来判断疼或者不疼。”绵阳中心医院院长王东说。

　　医生多了之后，大家尽量让才仁松保多坐下休息一会儿，但是救护车加油，要院长签字和医院公章，伤员转送去机场，也要院长拍板。就在这种短暂的“轻松”时刻当中，有人提到了才仁院长失去了妹夫，被压伤的父母都是其他亲人救出来的。

　　这个魁梧的藏族汉子突然再也忍不住了，他涕泪横流。这是他地震后第一次哭。万幸，他终于哭出来了。

　　那些来救援的人们

　　玉树州离中心城市相当远，离西宁是820多公里，离成都则是1200多公里，玉树州武警支队是当地驻军，也是最早投入抗灾当中去的。最近的兄弟部队离他们的驻地也有600公里。

　　“我们手刨肩扛救了960多名群众，安置了1900多名受灾群众，可惜有60多人救出来就遇难了。”玉树支队教导员张守国说，“我们刚开始无论死活，都拼命挖，后来就是先挑活的挖。我们的战士挖出来了一个妇女，她把孩子护在臂弯里，妈妈死了，孩子活了下来。”

　　玉树支队的一位甘肃籍小战士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自己第一天参加的救援：“我扒出来一个，一看死了，又救一个妇女，又死了。后来我扒出来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似乎还有气，鼻涕泡在动⋯⋯”说着说着，这个小伙子声音哽咽了。

　　第一个赶来支援玉树支队的，是有“救灾神兵”之称的中国国际救援队。玉树有一个去年才建成的机场，这对于抢时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救援队就是搭上了空军的专机，才在14日晚上当天成功来到玉树。

　　4月17日，救援队副总队长刘向阳坐在救援车的脚踏板上休息，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结古寺宾馆的废墟里，他的队友和一些僧人、群众在联手挖掘，有人说废墟下面有遇难者。刘向阳和队友们发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就在一天前他们成功地挖开了一个塌陷的农民工宿舍，几个工人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刘向阳旁边是五条漂亮的拉布拉多搜救犬，几条狗都有点蔫，其中一条躺在地上，微微有些抽搐。“它高原反应了，不愿意动，昨天还有一只狗晕倒了。上次我们在海地，曾经累死了一条狗。”

　　刘向阳2004年开始担任国家地震救援队副总队长，在任期间参与各种强震的救援工作，这次玉树地震的海拔最高，国家队没有进行过专门的高原训练。

　　“我们只做缺氧练习，为下矿山营救做准备的，对高原来说是会有一些帮助。”刘向阳说，“这些搜救犬就没这类练习了，它们只做抗眩晕练习，以便能适应得了空军的运输机。”

　　国际救援队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地方队培养人才，这次地震，很多地方消防队来的队员队长都是刘向阳的徒弟，但他并不喜欢这种见面方式。

　　“国家队”并不是终身职业队，而是属于武警消防系统，和其他武警部队一样，军官会转业，士兵要复员。不过和上次汶川地震一样，刘向阳遇到了复员老兵冲到灾区要求入列的情况。“这次已经来了两个兵，还有人在赶来的路上。”国家救援队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终身的职业。

　　复苏之城

　　橘子皮，一片一片的，扔在街头，在灾后的高原上，橘子可谓是非常珍贵的补品。4月18日，胡锦涛来到玉树灾区那天，街上出现了第一个商人，卖的是橘子——接下来其他产品也出现了——3元的饮料和4元的铁罐装牛奶，只是卖相说不上很好，多数是店主从自己濒临倒塌的危房里抢出来的。

　　一位摊主一边售卖，一边抱怨着，“再不卖就被糟蹋光了！”

　　随着救灾食品发放和政府的严管，最初的混乱局面很快被控制住。不过现在想要领到食品，仍然需要去救助点排队。而小商贩的出现，是一个好兆头。

　　第一个复课的小学也已经出现，4月17日下午，玉树藏族自治州孤儿学校在企业和基金会捐赠的板房中举行了复课仪式。这所有150多名孩子的九年制寄宿学校是伤亡最少的学校之一，地震来时，大部分学生都在食堂里吃饭，食堂没有垮塌，而垮塌的宿舍楼里，也只有5人受了轻伤。

　　当天下午，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自治州孤儿学校视察。中午孩子们吃到了羊脊骨，炊事员阿姨把这些羊肉和胡萝卜白萝卜炖在一起，在大柴锅里做了一锅肉汤，就着馍馍一起吃。那些地震来袭时因吃早饭而避过灾难的孩子们吃得很开心。

　　玉树的高中生开始用废弃的广告横幅撕成红丝带，然后佩戴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他们的青年志愿者标志，在环卫部门没有恢复运行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主动清理街上的垃圾，推到垃圾转运站去。唯一例外的将是高三的学生，他们被要求在23日复课，以免耽误高考。

　　4月18日那天，有些树木发了朦胧的嫩芽，麻雀在抗震指挥部所在的军分区院里唧唧喳喳地打闹着。街上，有一群灰色的鸽子盘旋着飞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