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这些存折，钱都取光了才发给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惠农资金哪儿去了？”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村民王启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当地村民向记者出示的这些存折，开户时间都是2006年7月，账上显示了从2006年到2008年的惠农资金，但到2009年3月，余额只剩下几十元钱，而这些村民却分文未取。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调查统计，2004年至2008年间，三洲镇王塘村、东北村、后洲村的农补资金共有300多万元，大部分都被截留、克扣。

　　“5年的补贴款我们根本没见到”

　　湖北省监利县是全国首批五十大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由于粮价低迷、税负过重，出现大量抛荒现象。2000年，时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并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直至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

　　但2010年4月，中国青年报记者赴监利县调查发现，源于此地的中央惠农政策却并不能真正原原本本地惠及这里的农民。“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可是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走歪了。”王启梅无奈地说。

　　2004年以来，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在湖北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但据记者调查，在监利县许多农村地区，2008年以前的粮食补贴并未发到农民手上，而是被乡村基层干部直接取走。他们去找村干部理论，得到的解释是：这些钱用来抵扣村民欠下的各项农业税费。

　　从2006年起，湖北省规定，粮食直补资金必须通过“财政涉农补助资金活期储蓄存折”(以下简称“一折通”)对农民发放。但村民们告诉记者，从2006年到2008年，他们的“一折通”一直都被村干部所掌控和管理。当他们从村干部手中领到“一折通”时，发现自己的钱竟被当地村干部直接从户头上取走了。

　　三洲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马礼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承认，2008年以前的惠农款有些确实没发到农户手上，这是因为这些农户都有欠款，用来抵扣了。“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要享受权利，必须先履行义务。”他说。

　　李昌平在《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信中提到，“农民负担如泰山”。2000年时，监利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约350元／人亩。一家5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元至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得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超过500元／人。

　　马礼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这些税费当时农民缴不起，欠下很多债。他认为，用2008年以前的惠农款抵扣这些欠债是可以理解的：“这在监利县是很普遍的。”

　　由于农民多年拿不到惠农补贴，不断向上反映情况。2008年8月，湖北省财政厅、农业厅和综改办联合下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将粮食直补资金及时全额落实到种粮农民手中。委托代发金融机构凭农民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和存折方可向农民兑付补贴款，不得用于抵扣任何款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兑付。从2009年开始，农民们才领到了补贴款。

　　“两田制”下，有村干部占地1200亩，有村民一分地没有

　　据记者了解，监利县农村在2000年前后实施了大范围的土地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实施“两田制”，即一种是留村农民的责任田，另一种是离村村民放弃的责任田。村里将后一种收回作为机动田，再将其发包出去。村民的责任田需承担各项税负，村集体的机动田则只向承包人收取租金，租金的价格通常只有责任田税费负担额的一半。

　　在“两田制”下，留村村民每亩地的负担增加了，但可以通过租用机动田来摊薄成本。而离村村民在没有土地收益的情况下，还要负担各种税负，包括人头费每人15元、劳力费每人80元，宅基地配套费、公路集资等费用。因此，在“两田制”下，村民拥有的责任田逐渐缩小，但负担却在逐渐增加，因此绝大多数村民名下记着大量的“历年负担”；而少数村干部却将大量机动田的收入通过各种手段据为己有。以王塘村为例，村干部(有些是前任)占用土地多达1200多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监利县农村有许多无地农民，他们当初外出务工时土地被集体收回，返乡后村里不再分配土地给他们。这些人既没有土地，更无法领到补贴，而外出务工不再有年龄优势，留在村里没有土地也无法生存，处境尴尬。王塘村村民吴林宝，原来家里有30多亩土地。2000年左右，由于两个儿子外出打工，家里没有劳力，吴林宝只好放弃耕种土地。不久，土地被村里收回。现在，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家里没有一分田，只能打零工为生。

　　据村民反映，王塘村共有200多户，目前没地的村民就有27户。

　　马礼顺解释说，这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时种粮亏损，赋税又重，许多人抛下土地外出打工，尤其是1998年洪灾后，大片土地被抛荒。由于种地是赔钱的买卖，没有人愿意种，这些抛荒的地大部分就由村干部承包耕种。“当时是任务，因为国家规定不允许抛荒，农民可以选择不种地，村干部就得来补这个台”。马礼顺说，他当时就“被迫”承包了一部分土地。

　　前些年土地是包袱，想甩甩不掉；税改后土地是财富，想要要不到

　　马礼顺说，这些承包土地较多的人后来成了种粮大户。现在政策变了，种地不仅没有税负，还有补贴，农民就想把地要回来，但是也得等合同到期后才行，“不是想要就要的”。

　　村民形象地说：前些年土地是包袱，想甩甩不掉；税改后土地是财富，想要要不到。

　　马礼顺告诉记者，现在政府也在想办法尽量帮农民解决生计问题，在村组里地多的农户调出一部分田给无地农民。王塘村2009年有几百亩土地承包到期，本可以分地给农民耕种，但村里要先付给这些种粮大户的欠款才能收回土地。

　　他们租种村里的土地，为何村里还欠他们钱呢？马礼顺说，这些大户大多是原来的村干部，村里多年欠付村干部的工资，还有村干部代集体垫的开支。比如，当时有许多抛荒的土地，只能以较便宜的价钱租出去，有时还得搭上肥料和种子的钱。这些新旧负债加起来，用前几年惠农款远未抵扣完毕。比如，王塘村就还欠债30多万元。而2009年惠农款发到农民手上，村里不能再直接进行抵扣了，欠大户们的钱还不上，土地就收不回来。

　　马礼顺告诉记者，目前打算以贷款的方式将这笔钱还清，将土地收回来分给农民。具体操作办法是，现任村干部以每个人的名义贷款5万元，以后跟村民商量由村集体提取5%的机动田，用其租金来慢慢归还欠债。

　　“两田制”成为几年之后农民的土地和惠农款被侵占的根源。随着农村政策的变化，土地的价值大幅提升，而“两田制”下村干部所掌握的大量机动田，为他们提供了更大更多的收益空间。因此，部分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一方面是许多农民返乡后没有土地，更领不到补贴款；另一方面是村干部占有大量土地，享受土地租金和国家补贴的双重收入。

　　惠农资金是如何被虚报冒领的

　　按照政策规定，每个农户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都要以村组为单位张榜公示。因此，这些占有大量土地的村干部不好“实名”领取大额补贴，但他们仍有不少变通的方法。

　　实行惠农资金补贴“一折通”后，在基层，掌握着上报村内花名册大权的村干部依然有充分的操作空间。他们将村民的土地少报或者不报，把这些土地算到自己妻子、弟弟、父母、兄嫂等亲属或者是拉拢收买的村民头上。如监利县红城乡杨院村现任村支书龚银香，其妻子姜桂华名下享有补贴土地47亩，儿子龚圣、龚太名下各拥有45亩和43.2亩土地。此三人共占135.2亩补贴土地，仅2009年领取国家补贴资金就超过一万元。又如监利县三洲镇后洲村现任村支部书记潘金虎一家，其妻子周太平名下享有补贴土地12.6亩，儿子名下拥有35亩，本人拥有面积59.8亩，领取2009年国家补贴资金9770元。

　　再如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多报了一个“16组”(该村实际只有15个村民小组)。记者在调查时证实了这一情况，同时还发现，所谓的“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16组”户主姓名中，很多都是在外面打工的青年和小孩，实有其人但面积都为虚报，这些户主的面积都比一般村民多。比如，“朱本军”为在校大学生，是王塘村支书朱月星的孩子，其名下享有补贴土地面积57亩，仅2009年柴油化肥综合补贴这一项就领取资金2593.5元。在记者调查的30名“16组”人员中，王塘村在2009年粮食直补和柴油化肥综合补贴两项虚报面积1600多亩，冒领补贴资金9.4万元。这些钱大都进入村干部的个人腰包，国家的惠农政策成为监利县基层村干部“发家致富”的捷径。

　　近年来，随着各级财政的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增大，单项补贴金额也逐年增多。如湖北柴油化肥补贴由2007年的20元每亩增加到2009年45.5元每亩，生猪补贴由50元一头增加到100元一头，这意味着村干部可以施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一位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说，虽然具体到每一个村每年发放的补贴款项看上去并不多，金额也似乎不大，但是日积月累会形成“蚂蚁搬家”效应，中央的惠农补贴流入了个人口袋。 (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