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正式采访前，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把手中的香烟放在一边，掏出手机开始饶有兴味地翻看微博上的网友留言。这位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宣传部副部长，习惯24小时挂在网上，曾被妻子戏谑为“网瘾患者”。他试图利用熟悉网络的优势，推行一些新鲜的施政方式。

　　这位成名于2009年初“躲猫猫”事件的官员，从成立“网民调查团”到网上发帖回应“少女卖淫案”，在寻找与网民交流的方式上，不断突破传统的“官方尺度”。在微博上，伍副部长谈工作，谈生活，谈八卦，秀女儿，秀妻子，晒幸福……他的微博“粉丝”众多，几乎每条博文都会被“粉丝”转发和评论。

　　伍皓在微博实名出现后，被当做官员试水网络交流的正面案例，受到不少网友支持和鼓励。“信息越公开，政府越可爱”是伍皓的口头禅。虽然有朋友不断善意提醒他，但伍皓坚持认定自己的改革之路没走错。

　　“灌输式宣传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了”

　　中国青年报：很少有宣传部负责人像你一样直面公众，尺度大胆，有人称你为“沸点人物”、“十大政坛新星”等。你喜欢这些评价吗？

　　伍皓：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种价值取向。现在整个舆论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改变了宣传的环境和生态，过去的灌输式宣传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宣传部门应该更多、更主动地跟公众进行社会沟通。同时，还要探索一些新的宣传手段。

　　中国青年报：截至2010年5月11日晚，你的新浪微博“粉丝”数量是86312人，写微博数1442篇，关注人数是423人。中国厅级官员开微博，好像你是头一个。你早就是“网络红人”、“明星官员”了，为什么还要开微博呢？

　　伍皓：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要紧跟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趋势。微博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沿，非常符合网络传播规律，所以它一问世就得到网民的喜爱，用户数量巨大。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干部要增强应用新兴媒体的能力。因为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是社会舆论的集散地和放大器，所以按照与时俱进的思路，微博这个平台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不能放弃这块阵地。

　　中国青年报：你的微博名叫“伍家有女初长成”，为什么不直接用真名开微博呢？

　　伍皓：我开微博的最初动机是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记录8岁女儿的成长。其实跟这个微博同时开的，还有“微博云南”。当时是想“一私一公”。值得一提的是，“微博云南”作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的一个新闻发布平台和信息互动平台，是国内首个政府微博，目前有“粉丝”24000多人。不过，网友的关注和追捧让我个人的微博火了起来。

　　中国青年报：现在，你个人的微博也有“昆明拟出台《滇池水体污染物去除补偿办法》”等网络问政的内容了。

　　伍皓：是的。博友对我的微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的关注点不是家长里短，而是更希望我能对社会热点问题、热点事件发表看法。因此，我的微博也越来越多地往这方面转，但我觉得它仍是个人微博。

　　中国青年报：我看到你在微博上经常正面回复网友质疑，甚至和博友“笔战”，为什么要这样做？

　　伍皓：现在社会有很多矛盾多发区，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公共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深入剖析后可以看出，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沟通不够。我刚开微博时，有些网友一看我是官员，就开始质疑、批评，甚至谩骂、攻击，但我坚持不懈地跟博友、网友认真沟通后发现，很多人慢慢地分化了，有些网友变得很有理性，甚至由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

　　“宣传官员首先要有公信力，宣传才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中国青年报：我担心，在任官员通过博客或微博表达观点，会产生公权和私权的混淆，比如你对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很容易被公众认为是云南省政府新闻发言人的意思。会这样吗？

　　伍皓：有时候会有这类误解。我一直向博友们传达一个信息，即我同时开的是两个微博，一公一私，所以我希望博友明白，我的个人微博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和思想。实际上我也说了，我开个人博客的目的，是进行一种社会沟通的实验。

　　中国青年报：你的“社会沟通实验”成功吗？有哪些收获？

　　伍皓：以前，在碰到一些争议事件时，宣传部门更多采取家丑不外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比如“躲猫猫事件”，过去我们可能会更多采取限制媒体报道的方式，但那么做其实是掩耳盗铃的办法，这件事在公众心中也没有被抹去。

　　目前来看，传播涉及四方面的关系——政府相关部门、宣传部门、媒体和公众。这四者之间是互相博弈的关系。我们致力于把这个博弈关系转化为相互协同关系。要实现四者间的相互协同，就需要找到一个结合点，或是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就是对事实真相的尊重和公开透明。

　　中国青年报：你上任后，从云南省“两会”对国内外媒体开放，到组织网民成立“躲猫猫事件网民真相调查团”，再到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以及实名开微博等，可以说是一会儿一个新招。你不怕别人说你别出心裁，突出自己？

　　伍皓：我开微博之后，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我是不是在作秀。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个宣传官员，除了传播事实以外，还要传播一种价值理念。这是宣传部应尽的职责。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多元、多样、多变，宣传工作要能适应这种“三多”趋势。这需要宣传部门更多地来表达自己，同时，你要在跟公众的长期沟通和互动中，培养自己的公信力。

　　中国青年报：其实，你完全可以先让下属去尝试创新宣传手段，这样会不会更稳妥？

　　伍皓：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考察《人民日报》时，针对新闻宣传工作讲了六句话，即“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可以说是宣传部门的传统职责。社会公众对宣传部门的一贯印象，可能也就是这两句话。

　　但是后面的四句话，我觉得是更核心的内容，它是宣传部门的新职责、新职能。要做到这四点，如果只按传统办法，很难履行好这个职责。因为宣传官员首先要有公信力，要有良好的社会形象，你的宣传才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因此，现在的宣传官员必须要有“现代意识”，要能掌握很多跟公众和社会进行沟通互动的新办法和手段。

　　中国青年报：在通过微博和公众互动的过程中，你尝到甜头了？

　　伍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网上出现了一个谣言，说云南省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了一个议案，说如果一个人在公安监管场所发生意外死亡后，要把死者的直系亲属全部抓起来送进疯人院，免得他们到处告状，影响社会稳定。当时，这个帖子是以《法制日报》某记者的名义在网上发的，引发大量网民的指责。

　　后来，我们找到这个记者。他说，他根本没写过这个稿子，也从没采访过云南代表团，更没有跟这个代表见过面。之后，我在微博上发了短短的几十个字澄清这件事，很快就把这个舆论风波平息下去了。

　　中国青年报：微博的这种效力你事先是否也没有预料到？

　　伍皓：对，当时通过微博辟谣平息了那场网上舆论风波后，很多媒体把那件事称为“网络辟谣的经典案例”。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以坦荡的力量来赢得公众，以坦诚的力量来赢得媒体，以求真的力量来赢得信任。如果把这三句话做到了，我想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试想，如果网民觉得宣传部门的官员就是粉饰太平、掩藏真相的，那么单凭一则很短的微博很难平息这场舆论风波。

　　“公开透明的理念还没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中国青年报：你的这些举措会得到其他官员的理解和支持吗？

　　伍皓：我想任何一种新的理念和观念，刚开始有些碰撞是免不了的。现在有些媒体就说我是另类，是“个性官员”。

　　中国青年报：你认同这些称呼吗？

　　伍皓：我觉得倒不是我伍皓有多另类，或者我在故意展现个性。这恰恰反映出，公开透明的理念还没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尤其还没成为相关职能部门的共识和行为准则。如果大家都自觉遵从这种理念和行为准则，我还能算另类吗？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要有序地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这都是中央定下来的大方针。我想，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地方应该去探索它的具体实现路径。如果我们也只是喊喊口号，那永远就没有往前推动的力量了。所以，任何一种新的理念或观念，都需要有先行者。

　　中国青年报：官员发言太多，未必每句话都深思熟虑过，这可能会增加从政风险，甚至影响升迁。对此，你有顾虑吗？

　　伍皓：这可能跟我们长期以来的观念有关。我们有些官员和普通民众，认为官员只是代表公权或代表部门，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想。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误区。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人物恰恰需要鲜明的价值理念、政治观点，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

　　“形成制度化后，它就再不可逆转了”

　　中国青年报：你是否想过，一旦你的工作变换了，“李皓”或者“王皓”接班后，很多现在的尝试也许就无法继续推进和保证了？

　　伍皓：所以，我现在更加注重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如果一种经验最后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种模式就不会因人事变动而变动。

　　当然，如果完全是个性化的施政，或者个性色彩太浓，创新模式可能会因个人的人事变动而变动。还有一种情况，即可能改革方向都是对的，但它超越了当下的国情，那么这种情况不仅不能被复制，还可能出现以前所做的改革都被一笔勾销，恢复原样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你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改革尝试失败吧？

　　伍皓：我曾把自己的尝试比喻成“推窗效应”。就是说我们决不激进，只是轻轻推开一扇窗户，让清风进来。形成制度化后，它就不可逆转了。我们不一定要强行去推动或者推广它，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春风化雨后，它会慢慢生根发芽。这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

　　比如，我们在处理热点事件中形成的网络发言人制度，现在全国有十几个省份，包括一些中央部门，都设立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推窗效应”。在“躲猫猫事件”里，我们组织了“网民调查团”，那是首次，也没有人说要去推广这种做法，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处理类似事件时，它成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比如，在后来的上海“钓鱼执法案”、“南京儿童医院的徐宝宝案”中，这种做法就得到了完善和提升，形成了“第三方调查机制”。 本报记者 桂杰